大穿越时代

方的“羔羊”数量，在短时间内成百倍地迅暴增。

    短短几十年的岁月里，天主教在东方赢得的信徒，就已经接近了欧洲天主教国家总人口的半数！

    但从坏的一方面来说，由于澳洲天主教会的独立性太强，有着自己的神学院，自行培养神职人员和授予圣品，故而不可避免地跟遥远的罗马教廷产生了许多矛盾。更别提“澳洲人”终究是一个不设国教，反倒有宗教管理局的世俗国家，虽然对基督徒没有歧视政策，但更不可能为了传教士而去打压其它宗教。

    于是，围绕着东方的天主教徒是否要守大斋、是否承认一夫多妻制、东方各地的主教任命权究竟归谁、是否允许教会对教民征收十一税（信徒需要向教会缴纳十分之一的收入）、教会产业是否有免税特权，神父和修女是否有权结婚生子、神职人员是否可以在教堂为“非基督教徒”（穿越者）主持婚礼、是否可以在澳洲人的地盘上设立宗教裁判所和执行“女巫狩猎”……等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琐碎问题，耶稣会跟澳洲天主教会闹出了许许多多不甚愉快的争吵和冲突。由于耶稣会相比之下不怎么接地气，得不到官方和民间信徒的支持，上述争议基本都以耶稣会的失败而告终，哪怕搬出来自罗马的教皇谕令也没什么用处。

    除此之外，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观察，澳洲人治下的天主教徒，其虔诚程度普遍很成问题。能够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的基督徒实在寥寥无几，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都只是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一年去个三四次教堂，看心情捐点儿零钱而已。就连神职人员也很不专业，总是无视罗马教廷的一些要求和禁令。

    如果澳洲天主教会这样的做派放在欧洲，恐怕早已被教廷指责成是异端了。但问题是，这地方却是在远离欧洲万里之外的东亚，对方又是一个疆域广袤胜过整个欧洲的级大国，信徒们也都对罗马教廷毫无敬畏可言，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耶稣会，在这种情况下都硬气不起来须知澳洲天主教徒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英国的清教徒和荷兰的路德宗新教徒，如今同样也在澳洲人的地盘上出没，虽然对传教不如耶稣会热衷。但是，万一天主教会过于苛求细节，把澳洲天主教会给逼急了，对方也有可能学习英国圣公会，转身投入新教阵营，如此一来必然会彻底颠覆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那么耶稣会可就真是哭都哭不出了。

    总的来说，面对如今的东亚局势，耶稣会传教士感觉就像是一个饿极了的旅行者，突然被某人宴请，吃上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这桌饭菜虽然能吃饱肚子，但却烧得非常不合他的口味，偏偏他又不好意思提出来让主人重做一桌，而且即使提出来了主人也未必肯听，反倒有可能被赶出去，彻底没得吃了……

    对于这种异常纠结的复杂局面，梵蒂冈方面几经讨论，最后为了防止丧失既得利益，决定在尽量避免触怒澳洲人的前提下，想办法在远东另起炉灶，竖立起一个真正纯洁信仰的样板。正好信奉天主教的毛利家在日本内战之中得胜，让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金银岛彻底成为了上帝的国度，罗马教廷便趁势任命资深耶稣会教士芬达杰洛斯，前往远东担任日本大主教，设法确立罗马教廷对日本基督教信仰的领导权。

    当然，尽管这一做法等于是是在跟澳洲天主教会别苗头，并不意味着芬达杰洛斯就需要疏远澳洲人。相反，从欧洲前来日本的这一路上，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一直在学习汉语，并且寻找机会跟澳洲天主教会和澳洲人中的实权人物打交道、攀交情，希望能够在日本的传教事务上，得到这个东方霸主的体谅和认可。

    等到芬达杰洛斯大主教抵达澳门，得知了海州“大圣国”的女皇即将出嫁，澳洲人的最高统治者也会前来观礼，而且迎娶女皇的新郎还是一名“澳洲人”基督徒的时候，芬达杰洛斯更是主动推迟了前往日本就职的旅途，转而先来海州主持这场婚礼，以求跟澳洲人最高领袖面谈的机会，试图获得对付的好感。

    眼下，徐馨儿女皇的婚礼虽然还没有举办，但芬达杰洛斯大主教却已经成功地觐见了澳洲人的最高领袖齐建军先生，对有关日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教务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获得了还算善意的认可。

    但问题是，根据他在澳门、台湾、杭州和海州等地搜集到的日本宗教情报，即使能够得到澳洲人的认可和默许，光是日本土著人的抵制就已经够可怕了作为一个急转型而成的基督教国家，如今日本国内的天主教会组织，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收编了之前的和尚尼姑和神主巫女，把神社和佛寺稍微改了一下模样而已。至于和尚娶妻生子，巫女嫁人卖肉等等日本特色，自然也一并继承了下来，并没有因为和尚留了头变教士，巫女换了衣服变修女而有任何的更改除了他们的脖子上挂了个十字架之外。

    事实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把和尚和巫女当成了一份工作，不过是在工作之余同时信仰基督耶稣而已。

    如果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为了遵循罗马教廷的指示，硬要在日本教会和教众之中推行欧洲式的礼仪规范，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强行逼迫至少几千名日本神父和修女离婚，还要让上万个原本可以成为教堂继承人的日本孩子，变成不名誉的私生子。此外还要把一大批日本基督徒高级武士和富人的小妾，给降级为情妇……这其中无论哪一桩哪一件，都是肯定要犯众怒、闯大祸的事情。而在这距离罗马如此遥远的东方，梵蒂冈教廷的权威实在是微乎其微，他很担心自己上午刚颁布完命令，下午就要“被暴病而死”了……

    但是，如果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为了避免日本民众的反感与怀疑，而选择继续一味地迁就日本土著岛民的习俗，全然不顾天主教的“纯正性”，那么他这次奉命不远万里前来东方，又是为了干嘛的？

    唉，真是让人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啊！

    但是，就在芬达杰洛斯大主教满脑子的纠结，不知道接下来在日本究竟该如何开展工作之际，他却在海州遇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耶稣会传教士前辈，刚从北京城里带着教民逃出来的汤若望。

    然后，芬达杰洛斯大主教就现，自己的这些烦恼，跟对方经历的磨难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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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明末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汤若望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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