赳赳民国

    在1999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西部大开发的宏大工程。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1978年以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落伍的中国西部内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依靠发展来促进稳定"的战略，北京通过在遥远广大的西部边疆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商业发展和国外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保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境安全。这个雄心万丈的工程几乎一夜之间就激发了普遍的兴奋和关注。尽管政府官员毫不犹豫地强调"向西部"发展对维护中国边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但西部地区的居民普遍盼望着未来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另一面，西方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很快表示赞成该项目，因为它们用现代化和改革的话语来制定目标。而在学术圈里，学者们则激烈地争论着西部大开发是否徒有其名。[4]

    开发西部绝不是一个新概念。当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探究西部开发的议题时，我们发现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执政时期（1928－1949），国民党当局已经努力着手一系列的"开发大西北"项目，其目的在于推动西北边疆的对外开放、充实人口和现代化。这个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努力虽然有些被遗忘，但其在内容或范围上同当前方案一样雄心万丈和积极进取，曾经也激起了同当前一样的巨大期望和全国性轰动。

    是什么因素促使政治权威仅限于中国本部的国民党发动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国民党是如何应付在30年代和4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有效统治了广大西北边疆的中国穆斯林军阀？这些发展西北计划的后果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以一个更宽广的地理－历史视角，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工程对1949年后**统治的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前**中国时期西北边疆的发展过程，并试图揭示中国国民党在穆斯林统治的西北边疆伺机而动的进军过程。本文展示了虚弱且战事不断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如何缓慢地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国民党政府虽然宣称对西北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却是经常没有效力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逐步建立起了最初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将证明的，国民党权威在西北边疆的出现，在1949年后讽刺性和意外地为后来的**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寻求新的权力基础

    1931年9月，驻扎在韩国的日军在其指挥官命令下跨过中韩边界进入满洲南部并进攻在沈阳的中**营。满洲的中**队在年轻的张学良元帅指挥下没有给予日军太多抵抗，到1931年底整个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1932年春，由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前清皇帝溥仪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紧接其后的是中国与日本在上海的另一次军事冲突。1938年1月28日，以保护租界为借口，驻扎在上海国际租界的日本海军突然与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交火。这场出乎预料的小冲突很快演变成日本对上海的全面轰炸和进攻。虽然停战协定于当年五月达成，但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在大上海附近划出一片中立区，中**队必须撤出该地区。[5]

    由于日本对满洲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急剧军事扩张，国民党最高层开始为如何确保政权安全和生存而焦虑。30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似乎在未来不可避免。因此，国民党高层领导者迫切地认识到有必要寻找一个内陆权力基地，以承担长期抵抗日本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代早期，吸引国民党高层注意的是西北地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确立为战时陪都的西南地区。日本入侵上海后，国民党立刻宣布了中国的首都暂时从靠近上海的南京移到河南省的洛阳。虽然停火协定在上海缔结后，中央政府活动逐渐回到了南京，但陕西省首府西安被官方确立为中国的"西京"，一旦沿海战事再起中央政府将会迁到西安。[6]

    除了国民党政府高官，中国本部的普通汉族民众和大众媒体也很快意识到了，在面临日本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性需要。这一社会意识很明显地在逐渐增长，各种关于中国西北事务的社团、研究团体和出版社在九一八事件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仅1932年一年，至少有12家有关西北事务的新社团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每一家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西部边疆。这些团体出版他们的杂志和期刊，向中国本部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系统性地介绍中国西北区域。一些组织良好的团体，例如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不仅吸引了学者和学生，还吸引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例如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有很大影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继。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就西北事务的重要的顾问委员会。[7]

    30年代早期灾难性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舆论催促中央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把西北边疆纳入南京的行政控制下。社会舆论同样也提醒中国本部民众开发西北对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以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为例，1932年4月26日其社论指出，开发西北是面临战争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论断，以及后来的社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满洲的沦陷，中国本部不能得到安全保护。《大公报》同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开发西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西南地区受到地方军阀无止境的战争的困扰，这些军阀只在表面上宣布效忠南京的中央政府。[8]

    为了响应民众对开发西北的高度期望，1932年底国民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在经济、工业、林业、灌溉、农牧业和采矿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这个新规划，一个负责相关事务的具有部级地位的开拓委员会（ReclamationCommittee）将很快建立，并在行政院直接领导下。尽管财政紧张，国民党政权宣布将会有大量的国家经费划拨给新政府部门以支持其行动。[9]正如预期的，这份建议受到广泛的赞同和欢迎，并立刻被认为明确地展示了南京把西北切实转变为对抗日本的坚固权力基地的坚定决心。

    但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可能不经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力同在西南一样虚弱。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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