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尚未扩大蔓延之前,于净利落的摧毁白发贼,把一场可能会爆发的大风暴扼杀在萌芽状态,肯定是正确的策略,退一步说,即便杀鸡用牛刀,搞得太夸张了,让政敌诟病,留下笑柄,但相比事态失控后可能会导致的恐怖后果,这个代价的付出完全值得。
樊盖的理由很充分,分析推演都有说服力,表现得非常自信,但崔赜一句话就把他的信心摧毁了。
“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不受越王的调遣,亦不受东都留守府的调遣。”
樊盖哑口无言。
从律法上来说,军政分家,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掌握发兵权,十二卫府只有统兵权,所以除了皇帝,没人可以调遣十二卫府的军队,但特殊情况下,比如依据军兴之法（战时制度）,比如有皇帝的先期授权,大臣还是有特定的发兵权。现在圣主远征去了,而通济渠又爆发了危机,急需东都调兵遣将去剿贼,这就属于特殊情况,做为留守东都的越王有权实施军兴之法,但前提是,要征得留守枢大臣和卫戍东都的十二卫府将军们的同意,因为剿贼不仅需要军队的支持,还需要财政上的支持。
樊盖虽然是留守东都的第一大臣,但他的权力倍受掣肘和限制,他既代表不了留守枢大臣们的意见,也无法直接指挥十二卫府,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越王杨侗,由越王出面扛“大旗”,在前方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他躲在幕后“遥控”,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圣主为了防备权臣利用越王牟取不当利益甚至耍阴谋,当然要保护越王,而这正是越王府长史崔赜的责任。
崔赜一眼就看穿了樊盖的“阴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到万不得已,越王绝不会介入军方事务,更不会向十二卫府发号施令。对于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来说,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尤其不要与军方产生瓜葛。在皇统的争夺,军队的支持虽然不可或缺,但军队支持与否,与你和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直接介入军方事务,完全是两回事。
樊盖郁愤不已,忍不住质问崔赜,“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东都却置若罔闻,任其恶化,若事态因此而失控,将来如何向圣主交代？”
“你是东都留守,不是河南留守,更不是通济渠留守。”崔赜揶揄道,“通济渠危机,与你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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