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需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的心，而且他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我就应该回去。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桩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台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于(佑任)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父亲最爱我，他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他给我设计了一个先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的方案。4月11号那天，是于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带了一些水果和海味去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告辞时，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他(于佑任)突然问我，回去安全没有问题吗?我说没有问题。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她在香港制造自杀假象，只为回到大陆与王火完婚
凌庶华于1952年五一前夕到了香港。但回不了大陆。因为：她到香港，是经过两家铺保的。如果她回大陆，一是难回，更主要的是害了两家铺保。就在她左右为难，踌躇不前时，王火的母亲李荪代替儿子到香港接她来了。王火当然想去香港接她，但他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去，也去不了。一时间，他真是忧心如焚。庶华小时得过心脏病，又是个至孝的女儿，为了他，舍弃深爱的父亲到了香港，这个时候，可以想见她心力交瘁到何种程度!在上海家中，他们母子议到这些事时，母亲主动表示代替他去接。可母亲年岁大了，因支气管扩张咯血刚刚痊愈，他不忍母亲远行。但为了儿子的幸福，王母态度坚决。母亲从上海到了广州，可是去香港只得偷渡。母亲找到了一个偷渡去香港的船家，出了高价。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母亲被船家藏在船舱板下，在茫茫夜色掩护中离广州出海。因为偷渡的人太多，船舱里空气稀薄，母亲病后体弱，差点闷死。总算到了香港，母亲在至交王鹏程家找到了早到的未婚儿媳凌庶华。
庶华病了，病得很重。半是风寒，半是心病。年轻的庶华到香港后，发觉事态超乎想象地严重。一些她认识的至爱亲朋，听她说要回大陆，无不谈虎色变。在他们看，大陆正在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及“镇反”，十分恐怖，好像她一回去，就会立刻被作为特务抓起来。大陆是共产党统治的“铁幕”!这还是其次，主要的是，她知道，她这一回去，就再也见不到家人，特别是她日思夜想、深爱她的老父亲。这一走，就是永别。还有，她这一走，有两家至交为她作的铺保，就会受到连累，甚至还会连累到老父亲。其心何忍？她处于深深的两难中!
王火的母亲李荪是个很智慧的人，在她与未婚儿媳凌庶华反复的思考讨论中。一个计谋，电光石火般闪现出来，她们立刻付诸行动。于是，1952年7月，在香港一家旅馆里，传出一个从台湾来的妙龄女郎跳海自尽的消息，引得多家报刊前去采访。
这一切，在多年后王火写就的发表于《花城》1981年1期上的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中再现得很是生动具体：
“香港德旺铺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廊里，亮着电灯。这是下半夜了，从一家客房里，猛地蹿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前，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洗漱用具，茶几上放着行李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
“一个巡捕：‘这是绝命书’。‘绝命书’放大——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湾)，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凌庶华绝笔”
就这样，凌庶华改名凌起凤，随着王火母亲李荪回到了上海。1952年8月11日，经批准，二人完婚，就此开始了六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
相濡以沫六十年，王火称她为坚强后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王火先从上海上调北京，在《中国工人》杂志社任编委兼总编助理。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勤奋笔耕，卓有成效。他最先在文学上矗立起了两座纪念碑：一是他的长篇纪实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二是《外国八路》。前者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矿工出身，活跃于冀东地区，威震敌胆、富于传奇色彩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后者取材于同为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主义战士，德国知名作家、记者汉斯·希伯在山东沂蒙山一带融进中国人民的抗战队伍，英勇斗争，最后牺牲的故事。这两本书都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前者不仅出书后得奖，还改编成电影、话剧、京剧、评书等。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当时他才三十二岁。后面一本书也同样轰动，并且直接促成1990年在华东烈士陵园给这位“外国八路”塑像。曾经直接领导过这位“外国八路”的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立碑题词。同样与“外国八路”共过事的外交部部长黄华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副总理谷牧撰文。在座谈会上，他们都谈到，是王火这本书直接促成了这一切。这期间，王火已经开始动笔，写他后来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获奖的史诗性长篇巨着《战争与人》三部曲了。
几经沉浮。期间，王火也没少受到冲击。就在他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冲击时，他所钟爱的《中国工人》杂志因毛主席在一期的封面上批了“拆庙搬神”四字，杂志撤消了。他从北京下放到山东支援老区建设，未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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