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我搬进一个有两面窗户的房间，度过高中最后三个学期。
房间在五楼，两面窗户一面朝南，另一面向西。
朝南的窗外可看见隔壁女校的学生，这是我最大的休闲活动。
偶尔女孩们不经意抬头看见倚在窗前的我，便会窃窃私语。
大概是说些那个无聊的男生又在偷看我们，八成是个变态之类的话。
我当时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会得意地嘿嘿笑，还朝她们比Ｖ。
年轻果然真好。
向西的窗外，是海的方向，也是故乡的方向。
虽然根本看不见海，但心中有海，眼中自然就会有海。
（编按：此名言佳句出自《夜玫瑰》，红色出版社2002年11月初版。
欲购此书请洽出版社书库东北角，爬满蜘蛛网的书堆便是。）
对当时未满十七岁的我而言，对家乡仍然有一份强烈的依恋。
所以我想家时，就会站在向西的窗口，凝目眺望。
后来家不见了，我便关上这扇窗，不再开启。
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由于具有写作者的身份，我最害怕被问到灵感来源之类的问题。
我无法说出灵感来源是青春少女亮丽脸庞所荡漾出的灿烂笑靥；
或是佝偻老妇垂头白发也掩不住的斑驳沧桑等等美丽的话。
只能说出我的灵感是源自对生活的感受这种烂答案。
因为搬进那个房间后，我便习惯与自己相处，生活里没别人的影子。
我开始用心感受每天经历的人事物。
这十九年来，只要生活中让我起了从头开始的念头时，
我心里便会试着回到那个房间，找寻「头」。
某种意义上，那是我生命的起点。
我大概是属于那种长不大的人，或者说根本无法长大。
因为我生命的原型已在十九年前的那个房间里被塑造完成。
之后或许可以被修饰，但样子不会改变多少。
在我写作的历程中，「从头开始」的想法一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写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之后半年。
因为写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不断读到别人对我的看法。
但别人口中的我或我的作品，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我开始感到慌乱与不知所措。
因为害怕迷路，所以选择站在原地。
直到我回到那个房间，重新找到不曾改变的自己。
也彷佛闻到熟悉的洛神红茶味道，那是那阵子生活中的唯一味道。
现在生活中的味道，或者说是生活本身，根本不可能会跟以前一样了。
只剩自己是不变的。
于是我用很简单的文字，写下《洛神红茶》。
第二次——也就是这一次——想从头开始的念头，
是动笔写《孔雀森林》前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我累了。
再怎么贪玩的小孩子累了也想回家，所以我想回到那个房间。
《孔雀森林》其实应该叫《孔雀》，我计算机里的原稿一直是这么叫的。
动笔之初曾暂取名为：心理测验，以便能够继续往下写。
但写了五百字，挣扎了五天，还是宣告放弃。
我无法用暂时的取名善意欺骗自己，即使是为了完成作品的不得不。
我当然不是暗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虽然这是事实。
最后我想到：孔雀，感觉对了，可以再提起笔。
才写了一万字，从飞机上的报纸得知有部电影也叫孔雀。
下机后到餐馆吃饭，餐桌上有张广告纸：智利孔雀酒厂推出新酒！
隔天走进水族馆，在数十种观赏鱼中指出一种并问老板：
「这是什么鱼？」
「孔雀鱼。」老板回答。
我意识到孔雀应该很容易跟别种形式的创作品撞名，上网搜寻后，
果然发现同名的小说早已出版。
这是写作者的第二大恨事。
（第一大恨是肠枯思竭多时好不容易有个绝佳的灵感自动找上门，
于是太兴奋跑到韩国去玩却发生车祸失去记忆。
韩国车祸多，君不见韩剧充斥发生车祸而失去记忆的情节？）
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沮丧感，便停下笔，一停就是一个月。
为了尊重别人也为了避免困扰，我试着更改名字。
可惜孔雀这意象早已深植脑海，我无法也不愿改变，宁可干脆放弃。
但小说开了头，死也要把它完成，这是我的信念。
我当然不是暗示自己是个坚忍不拔贯彻始终的人，虽然这还是事实。
硬着头皮完成十万字的孔雀，在出版前夕狗尾续貂加上森林。
我一向不擅长帮小说取名字，甚至常因取名而出状况。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像色情小说，被归为性教育保健类，
台北市的警察局有次查获了一堆色情书刊，里面就包括这一本。
《爱尔兰咖啡》介绍咖啡煮法，被归为咖啡器材用品类，
小说中编造的咖啡馆名称，竟然与某咖啡馆同名，而且地点也相近。
《檞寄生》像植物百科全书，还因为檞和槲的争议，
有人建议我先弄懂汉字，再来写小说。
《夜玫瑰》听起来则像一位酒店女子的回忆录。
因为是我写的小说，所以理所当然的会被视为爱情小说。
我甚至怀疑如果将来有天我写了一部外星人来到地球的小说，
只要里面有外星人爱上地球生物的情节，那么它也会被视为爱情小说。
即使如此，在这部将被定义为爱情小说的作品中，
某种程度上却是反爱情的。
爱情对所有人都很重要，但未必是最重要。
这部小说中不断提到的那个心理测验，
只是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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