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在7年前就通过生效了。会谈结束告辞时，瓦氏赠予勃氏一枚联合国和平奖章，在50分钟的会谈中，勃氏第一次露出生气活泼的模样，盯着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像小孩一样咯咯地笑成一团。长久以来，勃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勋章，从陆军元帅的大勋章到列宁文学奖奖章，他都一概包揽，挂在身上，琳琅满目。百姓中传为笑谈：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可得给领袖多装一根肋骨，才撑得住他上百枚奖章的家当。安德罗波夫继位的时；司很短。谢夫成柯认为，安氏是政治局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手腕既温厚，又让人无从捉摸。与别的首脑不同，他不下命令，只是提建议，从不用断然的口吻说话。这种温和的表面只是误导，正如他的助手所说，他看上去像一张柔软的羽毛床，等到你跳上去，才发现底垫塞满了砖块。在文雅的外表之内，隐藏着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安氏从不赞成任何自由化政策，或者支持实质的经济改革。他残酷地压抑异己分子，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也搞不清楚，这名克格勃头子把多少政治犯关进了监狱。人们都被他表面上那种喜爱艺术的文明知识分子的形象瞒过了。

    之后的契尔年科，以72岁的高龄登基。人不是绝顶聪明，可是做事很实际，契氏一向的态度相当苛求、粗鲁、独裁、傲慢，而又无比的自大。刚入政治局时，他常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纵酒狂欢，令那些不喝酒的元老颇为不满。平常他不太说话，却常会冒出一些尖锐的句子，干扰他人。他的部属不仅是在他面前，甚至在电话中和他交谈，都会整个都像矮了一截似的。契氏终其一生，主要的努力都是在党部工作时建立的，他一向坚决主张苏联全体上下都要纳入党的控制之中。他对中央委员会的动作了如指掌，堪称“意识形态的的传声筒”。契氏自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谁知“蝗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仍然栽在安德罗波夫手上。安氏掌权后，他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幸运的是，安氏死在他的前面，他终于坐上了总书记的位于，尽管他也同安氏一样，位子没坐热便一命呜呼了。

    “大人物”原来都是这样一群卑鄙无耻之徒。谢夫成何与他们同桌而坐，眼见“伟大领袖”轻率地论断是非，眨眼间又可以颠倒黑白；眼见他们虚伪腐败，无所不为；更眼见他们完全隔绝群众，不顾民心。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古老沉静的回廊里暗藏着一座博物馆，架上尽是主义教条，虽然清楚可见，早就变成化石了，就像嵌在玻田里的苍蝇一般。“克里姆林宫是全世界最缺乏正直、诚实、开放的地方。从领导人私人生活，直到他们堂皇的政治计划，到处充满了虚伪作态。”这里，真正受到顶礼膜拜的只有权力，权力带来永无止境的需求，小至进口汽车，大到吞并别的国家。

    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犬儒社会。人们为了各种理由在双重生活的夹缝中匍伏前进：怕伤害到家庭、全然地依赖国家。以及怀疑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思考者只能变成疯子或酒鬼，要不就自杀身死。要想保持上层阶级的身分地位，不能光靠做作撒谎，一个人不是设法打倒别人以求自保，就是教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克格勃大逞威风的根本原因。”整个苏联社会，从最低阶层到最高职位，从出生到死亡，大家都有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猜忌”。每个领导人只要一步步往上爬。他的顾虑就随之更加严重。新获的权力越大，相对损失也就越多。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也无法信任，深恐有一天会被人给卖了。出卖别人是一种正常现象，勾心斗角，怀疑的算计已经变成一种高级艺术。“即使马基维亚利再世，活在当代莫斯科，他也必定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谢夫成柯的理想破灭了。尽管他功成名就，是苏联最年轻的大使级官员，并且将是副外长的人选，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对这一切丧失了兴趣。“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终于放弃还有可为的指望了，虽然我正步步高升，可是想到自己一方面在心理上秉持异议，实际上都又得扮演官僚主义的应声虫，这种日子未免太可怕了。想到时时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处处要面对克格勃的阴影，还有党的疲劳轰炸，简直无法忍受。如果继续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书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女，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的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天朝的崩溃与草莽中国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银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一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鸽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长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弹莽中国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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