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火。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人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书就杀3000余人。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穿住，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轨。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还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好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宫殿，3000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粮，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项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咱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书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仗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士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美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诩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土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土。信服土，而有土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土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农。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闭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节？”钱先生所谓“土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上都没有，何来上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青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了罪杀了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20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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