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月我说：‘我可以！’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柳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司。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升、蒋廷故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降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历史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

    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们该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在”这一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乌托邦

    乌托邦，如同一面伟大的哈哈镜，落地后摔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每个碎片里，照出的都是我们变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旧。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悬崖边，只有悬崖才适宜于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态。理想是一种个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绝“主义”，因而理想者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理想主义”是败坏理想尊严的恶魔，理想的主义化便意味着理想的死亡。“理想主义”带来统一和规范，故“理想主义者”多矣，每个纳粹党徒，每个契卡成员，每个红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创造着“美好”。“理想”则带来自由与独立，故“理想者”少矣，谁能在惊涛骇浪中让自己成为一座屹然不动的孤岛呢？又有谁能在时代的分崩离析，个人的穷途末路中拒绝黑暗的来临？

    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首先想起的是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孔白皙而消瘦的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喊：“疯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一棵自我封闭的枫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一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曾有过的“大爱”，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绝望他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生说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忏悔老。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依存，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将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烨水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艰难困苦。然而，府哪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活中煎熬的托翁1890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他没有为主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1910年10月末，风蚀残年的托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江，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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