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是精英的立场。他更愿意在深深的小巷中呼吸生长。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识求保情活着的周别的就不用再问／还保佑太阳按时升起／地上没有什么战争／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则。资产阶级邮娘和民警／升官的升官海婚的离婚院所事事的人”以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这段歌词表现出张楚对世事深刻的洞察。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妥协和退却的姿态，但对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我便看到了张楚鲜明的先锋色彩。《苍天在上》仍然坚信有一双高高在上的苍天的眼睛注视着世人，善善恶恶，泾渭分明，这是原始图腾观念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凭什么人在下而苍天在上呢？张楚对上苍却并无尊崇之意，上苍的职责被他限定在“保佑吃完饭的人民”这一空洞的要求之上，其他的事呢，人民自己会干。这句调侃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出哈贝玛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如果说上苍代表着国家，那么张楚悄悄完成的，是一种权力的转移，权力从上苍那儿转移到看不见的“公众社会”之中。

    90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90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道的布道者。他最让人尊重的地方便是他的同情。“同情”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上来看，社会分层急剧加速。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个人生活的基尼逊数（即距离1越近则贫富差距越大）1978年为0．16，1994年已达0．4343，相当于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的水平。拥有100万财产的富有阶层已达100万人，而绝对贫困人口则有800万人。贫富不均，权力膨胀，必然造成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样的事例报纸上每天都有．许多知识分子却充耳不闻，在象牙塔里用轻蔑的眼光看着芸芸众生。张楚采取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他把同情看作是“将心比心’—一每个人包括其自身在内都是被同情的对象，天不必“悲”，人却不能不“悯”。《赵小姐》中描绘了如许的生活状态：‘“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们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在一种时候她真的会感到伤心／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的好。”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如此地吻合。张楚的优势在于叙述，在于叙述之流中不动声色的真情，这种真情使所有的歌词都明亮起来，像《阳关三叠》一样，从遥远的旅社的窗玻璃外激荡而入。

    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同情”，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然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为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在张楚的眼里；麦子、蚂蚁、苍蝇都是！‘像鲜花一样绽开的生命”，一只蟑螂、一只耗子的死并不比一位伟人的逝世更不重要。在《和大伙儿去乘凉》中，我体会到张楚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纯洁的爱都是同情，都是“众生平等”。当今，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张楚调侃背后的辛酸、叙述背后的思想。《蚂蚁》是张楚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它在理念上达到了对“悲悯”的超越。“蚂蚁没有问题／天之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降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我自己嵋天下雨我就心吓感谢棚友来作客请他吃西瓜皮／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从这可听性并不强的歌声里，我发现张楚心灵的广度。中国士大夫历来有悯农的传统，但我在汗牛充栋的悯农诗中体味到却是一种极为伪善的表达。士大夫之所以悯农，目的不过是为了达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或是失意时所作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叹。与其说是一种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居高临下的对“他者”俯视的姿态。相反，张楚身处苦难之中，我即蚂蚁，蚂蚁即我，彻头彻尾的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则是一种大度纳百川的宽容，“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这使我想起《圣经》、想起甘地。这种精神对于润滑叨年代以来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没有心书往车只是购蜘生下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咱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张楚不同于王朔的正是在这些地方。王朔真正做到了“躲避崇高”，张楚唱了无数次“离开”，却不曾真正离开自己的宗教。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关于童年兄弟间生活情形的描述：“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以兄以弟’这个词，它使我们想到沼泽地塔头墩上的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过蚁兄蚁弟的游戏：大家钻进几把椅子底下，椅子外面围些小箱子，挂上头巾之类的东西。在一片漆黑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坐在里面。我还记得所体验到的爱和温存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段并不引人注意的回忆，其实是托翁所有伟大作品的源泉。谁不理解这点，谁就不能理解托翁。张楚的歌试图传达的，也正是这种人类越来越疏远的品质。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这是一种令许多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观点。张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如海子的出现一样。如果说1989年海子之死象征着文学在80年代所依据的伦理话语（主体。人）和历史话语（黑格尔式的乐观进步的历史信仰）的溃败，以及最后一次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努力的终结；那么90年代张楚的出现则象征着一个青春不再、激情不再的时代，对真实、对平等、对安稳的渴望，以及由外部世界返归自我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这种表面上的保守，实质上却是可贵的坚执。当市道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的使命时，当年为了捍卫崇高而牺牲青春的王蒙无可奈何地赞赏“躲避崇高”的王朔。而另一群知识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使他们拼死捍卫的崇高与大众普遍的生存痛苦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这样的精神真空中，张楚则直面这个时代的一切严峻的问题，并以一种外表平淡内心狂热的姿态开始自己的“串联”和布道，故而有人戏称他为“暴乱分子”。他的“道”隐藏在生活的洪流之下，他是布道者亦是受道者。

    浪花淘尽英雄，记得的老歌有几首？当我们站在下个世纪的地平线上回首90年代的时候，这大概是我们关于这个时代唯一能够记起的一句话—一孤独的人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