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民”的辛酸。

    十六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七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匾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信、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十八

    刘再复先生在议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澳等，也有很多故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是非功过，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群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十九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二十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茨威格的最后两句话将永恒地延续他的生命。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别的快乐和财富了。一切为捍卫这两条原则而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如长明灯一样，闪烁在后人的心中。

    二十一

    在图书馆台湾报刊阅览室，我希望看到几种新到的台湾报纸。

    管理员说：“你有介绍信吗？”

    我诧异地问：“看看报纸还得要介绍信？”

    管理员说：“当然啦。你先到系办公室开介绍信。证明你正在搞某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才能让你看报纸。”

    在报刊阅览室看报纸还得开介绍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二十二

    项羽的无能。他能放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却烧不掉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大兴土木的嗜好。

    “烧了就修，反正我有的是子民。”皇帝如是说。

    于是，放火者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境遇之中：明知放火无用，可又不得不放火。

    二十三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蝺蝺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询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

    二十四

    1924年，梁漱仅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王六人，童子六七人，治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二十五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像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皆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始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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