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他们依然不辞辛劳，带头参加反战演讲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来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当地猎人发现。这位山东省高密县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华日军抓到北海道当奴隶劳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仅不向刘连仁道歉和赔偿，反而污蔑他是“间谍”。
“中归联”的成员们挺身而出，为刘连仁主持正义，一方面批评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残酷，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政府联络。最后在各界的努力下，终于顺利将刘连仁送回中国。
当日本教育部门企图修改教科书并扭曲历史的时候，奋不顾身地与这股逆流进行斗争的是日本学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他编写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叙述史实比较客观、公正，战后一直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审定不合格，没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没有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对“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部队”的记述。
家永三郎对这一结果莫名惊诧。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希望用法律来捍卫历史的尊严。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历经三次起诉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决。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倾注到了这场艰苦的官司当中。在三十三年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孤单的个体面对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教科书诉讼案”作出最后判决，判定教科书审订机构在删掉“七三一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认定教科书中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合法。总的来看，这场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胜诉而告终。
家永三郎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对日本教科书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态度，启示着作为受害国的我们更应当重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总是有一批坚守正义和良知的人，无论是面对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辱骂，还是面对普通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他们依然矢志不渝地诉说真实的历史，锲而不舍地反思战争的罪恶。
他们中间，有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侵华老兵东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东史郎陷入一场荒唐的官司之中，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惩罚；本岛等则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枪击而身受重伤。他们付出的是名誉和生命的代价。
长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个城市之一。作为长崎市的市长，很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悲情的心理圆圈之中。然而，担任长崎市市长十六年之久的本岛等，却由长崎的悲剧命运开始了对日本的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本岛等市长在议会上公开批评天皇的战争罪行说：“日本侵略中国十五年，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理所当然天皇应当承担战争罪责。”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杀手在市政厅前向本岛等开了一枪，本岛等身受重伤。凶手当场被抓获。当时，枪手距离本岛等只有一点五米，而且对准其心脏。因为子弹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岛等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警方查出凶手是极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与此组织有联系。
本岛等跳出了长崎市孤独的个案来看待原子弹的问题，他指出：“日本人强调原子弹不应该使用，但在当时原子弹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军队干了太坏太坏的事情，如屠杀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国人，他们的痛苦难道就比广岛、长崎死于原爆的人小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爆中的死难者许多是在一瞬间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强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内心的压抑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爆固然残酷，但我们日本人不能说只有原爆最残酷，日军的暴行就不残酷。”
身材矮小的本岛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赢得了有良知的长崎市民的尊重，成为长崎任期最长的市长之一。当年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长崎市民自发组成保卫市长的守护会，并在全国发起签名活动，共有三十万人签名反对暗杀事件。新闻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本岛所谈的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保护言论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杀言论自由。
退休之后，本岛等四处演讲，北到北海道、南至冲绳。他说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和平运动。
在多宗中国民间赔偿案件中，活跃着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健步如飞。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师，处理一个案件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但却选择了这些不仅得不到律师费、甚至还得自己掏钱帮助原告的索赔案件。他们接手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冒险，既冒律师这一职业生涯的风险，更冒被日本保守势力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
他们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亲人，跟当年的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与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妇、劳工们和细菌战毒气弹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认为，他们的这种选择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来，这个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师团已经发展到六百多人。他们说，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律师、同时也是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辩护的律师川口和子，时常奔波在从日本到中国和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通过对一系列诉讼案件的研究，她发现了天皇在战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川口和子认为，尽管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烧毁了档案材料，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杀和强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诸多的间接证据。例如，天皇是“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理应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天皇的弟弟是军人，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会知道日军的暴行；同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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