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袭击我军事基地。高志航奉命起飞，与日机展开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高志航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授为空军少将。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击落日本飞机的那天定为“空军节”。
在举足轻重的缅甸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这样评价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连以严厉和苛刻著称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也罕有地将他的微笑送给了这些中国青年。史迪威高度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感到光荣。”
中国的农民不仅充当战士，而且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民工。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感叹说：“那些瘦削而有力气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机场，美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够迅速地建筑飞机场。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飞机场产生。”
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这样的人民是无法用恐怖压垮的。
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士兵们，矢志不渝地捍卫着并不关心他们的祖国。
战争没有改变有钱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奸商们继续着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谁有权力将这些物资转移和买卖呢？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种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奸。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奸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我继承这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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