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在通化这座东北边陲小城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处荒芜的坟墓。在夕阳的余晖中,这座坟墓愈发显得凄凉与孤独。
这个坟墓的主人王凤阁将军,曾经是一名凶悍的土匪首领,后来却成为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半个多世纪以后,已经没有多少乡亲和同胞记得王凤阁可歌可泣的故事了。在这片沃土上,他仅仅是无数默默出生、默默死去的抗日烈士中的一名。王凤阁与马占山、杨靖宇、
李兆麟等烈士一样,是这片土地的优秀儿女。
“九·一八”事变之后,王凤阁在临江县红土崖一带组织民众,打出了“民众抗日自卫队”的大旗,并被乡亲们推选为司令。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凤阁出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通化陷落后,他坚持抗日达六年之久。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凤阁在大罗圈沟“一四三四”高地与日军决战,弹尽粮绝,重伤被俘。同年四月十五日,王凤阁及其妻、子三人同时被日寇杀害于玉皇山下柳条沟门。当地人传说,当时日军当着王凤阁的面屠杀了他的儿子和妻子,企图威逼他投降。然而,王凤阁一家三口至死都大骂日寇。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感召下,一个昔日的土匪也升华为民族英雄。
“七·七”事变之后,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表现出的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在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吨位为一百九十万吨,是中国的二十至三十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两千七百架,而中国仅有六百架。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八至九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尚未脱离中世纪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日本政客把中国形容为一条大甲吉鱼,为了吃到生鱼片,必须速战速决。然而,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大本营所想象的那样,只能坚持三个月便全面崩溃。
然而,日本的算盘打错了。日军虽然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最富庶的地区,但中国并没有崩溃。国民政府虽然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却依然顽强地组织着各种方式的抵抗。日本越是向中国战场加派军队,越是发觉这是一个无底洞。负责宣传工作的日本军官阿部多利吉,这样形容日军在的处境:“双脚陷进无边的沼泽中没有地方可扶靠,欲拔出右脚,左脚又深深地陷进去。再想将左脚拔出时,右脚又再深地陷下去,已经完全无法逃脱了。这就是日本目前的现状,是解决支那事变的实际情况。”日军所到之处没有欢迎和支持,阿部多利吉不得不承认:“在内地可以看到,没有日军的地区生机勃勃,而有日军的地方却死气沉沉。”
狂妄的日军开始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悲愤和怒吼。这愤怒恰如那喷发的火山、如暴风、如雷霆、如怒涛、如激流。日本军阀们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中,无数的英雄和勇士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着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仅仅是中央军校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毕业的两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阵亡的比例高度百分之四十。
今天,我们既不能忘却敌人的罪恶,也不能忘却自己的英雄。
在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前辈中,有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英雄。他的名字叫杨云峰,今年九十五岁,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二十九军的一名普通士兵。现在,杨云峰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老人早就丧失劳动能力了,膝下无子,也没有老伴,过着艰难的生活,甚至四处讨饭。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进占热河,三月进犯长城喜峰口。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守将何基沣旅长下命令说:“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在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以惨烈的伤亡换来了赫赫战果:歼灭日寇六千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五十三人,缴获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六辆、大炮十一门、机枪三十六架。
二十九军军需处长过家芳回忆说:“战斗仅三月,我军中、下级指挥人员伤亡较多。在战斗中,营长伤亡,由副营长代;又伤亡,连长代;一日数易,司空见惯。第一线战斗部队无人可代理时,由师、旅、团部人员调任。”杨云峰是幸存者之一,浑身是伤,子弹从左脸颊穿进,使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被大炮震聋。
一九四零年,杨云峰参加了宜昌战役。一九四五年,当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他只带了一把二十九军的大刀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多年前,二十九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二十九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日军血战,是抗战中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部队之一。
如今,二十九军官兵只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加拿大等地。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员。
九十五岁的老汉要饭,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羞耻,而只能表明命运的坎坷。人们之所以躲避他、厌恶他,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老人。如果他是一名将军,人们对他立即就会另眼相看。
与杨云峰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老兵的生活情况。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每月由政府发给十几万日圆的退休金,另外还有天皇发给的五万元的“恩给”。他们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条件,生活在一种得到尊重和关怀的社会氛围中。
如果一个民族记不得那些曾经为她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杨云峰老人的遗忘,是另一种形式的犯罪。
我们亏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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