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而是缘于后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国内社会的矛盾，以及对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的寻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从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外战争：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了冲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一九零零年，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与俄国作战；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此后，日本三次出兵中国山东，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再到后来，就是“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整个中国。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像一个高烧的病人，频繁启动战争机器，以战争来缓解国内的种种危机。日本也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本想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大捞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赌注，最后终于输光。
对外扩张必须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来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首相，他炮制了一份《邻邦兵备略》，鼓吹以中国为对手，尽快扩充军备，大幅度扩编步、骑、炮、工、辎重等特殊兵种。日本的军费支出，一八八三年占国家岁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从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海陆军。
甲午战争后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陆军将七个师团扩充到十三个师团。
日俄战争后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计划再次扩军，达到平时为二十五个师团，战时则扩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华战争后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动员兵力二十四个师团，兵力累计七十三万人。一九四零扩军到四十九个师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一个师团，二百二十二万人。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已经扩充到九十九个师团，现役四百零八万人。到战败投降时兵力总数为一百六十八个师团，五百四十七万人。兵力发展达日本历史上军备之顶峰。其膨胀速度在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征服中国，只需要一个师团，三艘巡洋舰。这种过分狂妄的论断，不只是一般日本民众的妄想，而且是日本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法西斯总动员运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日本政府确定的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此声明的诱惑下，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就在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掳的同时，近卫文麿却夸夸其谈中日之间的亲善友好，并宣称他们将在东亚确定“国际正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正义”呢？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但是，在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说辞的背后，却是用战争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化国内危机，并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和独占性的产品市场的极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冈洋右被任命为近卫内阁的外相，从此主导日本外交，将其扩张理论运用于实践。日本政府不仅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侵略同盟关系，还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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