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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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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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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⒀,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⒁,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⒂,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⒄,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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