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
“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么兴味了。
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我们仍然回到房里。
“吓！什么东西！……”他又要开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
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
“哈哈哈！”
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
“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Ｔｏｌ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
（２）杨遇夫（１８８５—１９５６）名树达，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著有《高等国文法》、《词诠》等。按文中所说自称“杨树达”者本名杨鄂生。
（３）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它的副刊《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曾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在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孙伏园任编辑时经常为它撰稿，孙伏园去职后即不再投稿。
（４）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６）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７）陈通伯（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
（８）郁达夫参看本卷第１５５页注（１）。（９）Ｔｏｌｓｔｏｉ托尔斯泰。Ａｎｄｒｅｅｖ，安德烈夫。（１０）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北洋直系将领，当时任国民军总司令。后来逐渐倾向进步。吴佩孚（１８７３—１９３９）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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