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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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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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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而使人知道“什么就是鲁迅”。

    “这回,”鲁迅先生说,“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他却忘了说编者暗示于鲁迅先生尚未上场之先。因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时候,编者先介绍说,这将上场的两位是文坛老将。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来等那两位文坛老将的上场。要是在异地,或者说换过一个局面,鲁迅先生是也许会说编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个生疏的名字在什么附刊上出现,就想知道那个名字是真名呢,还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笔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鲁迅先生说,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艺》,便禁不住问:“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谁的笔名的话,他也许会说出那就是谁来的。这不会是怎样的诬蔑,我相信,因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实说“柳丝是杨邨人先生……的笔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还有,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略论放暗箭陈代

    前日读了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皘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

    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他是会说我自己乃是“最后的凶手”的。

    他还问: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答曰:这确是比较的难懂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进探坛里去了。有意的和无意的的区别,我是知道的。我所谓告密,是指着叭儿们,我看这“陈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灵,不是反而不便当么?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皘先生为就是我了。采在这里,只不过充充自以为我的论敌的标本的一种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报》上的东西——钱基博之鲁迅论戚施近人有裒集关于批评鲁迅之文字而为《鲁迅论》一书者,其中所收,类皆称颂鲁迅之辞,其实论鲁迅之文者,有毁有誉,毁誉互见,乃得其真。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迩来旧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尝注意及之。兹特介绍其“鲁迅论”于此,是亦文坛上之趣闻也。

    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此于鲁迅之直译外国文学,及其文坛之影响,而加以訾*者也。

    平心论之,鲁迅之译品,诚有难读之处,直译当否是一问题,欧化的国语文学又是一问题,借曰二者胥有未当,谁尸其咎,亦难言之也。钱先生而谓,鄙言为不然耶?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是则于鲁迅之创作亦加以訾*,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鲁迅为右倾,亦可谓独具只眼,别有鉴裁者也!既不满意于郭沫若蒋光赤之左倾,又不满意于鲁迅徐志摩之右倾,而惟倾慕于所谓“让清”遗老之流风余韵,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钱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当今之世,左右做人难,是非无定质,亦于钱先生之论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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