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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