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队”①和那些举办“朋友联谊会”的山区木屋去找他们的。但我们却宁愿到那幢平房木屋里去。乔治——就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在等着我们，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和他以及他的两三位朋友一起打着弹子，还数德尼兹打得最好。此时，一切又仿佛浮在我的眼前：她手里拿着弹子棒，身段显得纤细优美，她有着一张亚洲人温柔的面庞和一对浅色的眼睛，她的一头栗色头发闪着古铜色的光，一直垂到腰部……她穿着弗雷迪借给她的一件旧的红色粗毛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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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是一个咖啡馆的名字。
我们同乔治夫妇一直聊得很晚。乔冶对我们说，因为有很多到麦热夫来度假的人正寻欢作乐，这已经引起了当地人们对他们的注意，所以这几天当中肯定要发生混乱，肯定要检查身份证。而我们呢，我们同其他的人不一样。在碰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夫妇会来来照我们的……
德尼兹向我吐露说，“乔冶”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在这个家里，我们经常用木材烤火。时间在甜蜜的、热烈的气氛中过去，我们感到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有时候，当其他人都走了以后，就剩我们单独地留在“南方十字架”里。山区木屋是属于我们的了。我真希望能再度过几个那样晴朗的夜晚，那时我们观赏着脚下的在雪野中清晰地勾画出轮廓的村庄。远远看去，这个小村庄就象摆在圣诞节橱窗里的一个玩具似的。在那些夜晚，一切都显得单纯而使人安心，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我们要住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到村庄上的小学去读书，夏天将要在过往的牲畜群的铃声中到来……我们将过着一种幸福而宁静的生活。
也有一些夜晚，大雪纷飞，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深深地压抑着我。我觉得我和德尼兹再也无法离开那里了。在这个山谷的谷底，我们这些囚徒渐渐地要被大雪掩埋了。没有比挡住视线的这些山峦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恐惧向我袭来。于是，我打开落地窗，我们来到了阳台。我呼吸夹杂着枞树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的冷空气。我不再害怕了。相反，外面的景色使我产生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一种漠然的忧伤。我们也处在这种景色中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能激起什么回响呢？大雪飘落在我们的周围，飘落在钟楼上，飘落在溜冰场和基地上，飘落在穿过山谷的路径所形成的最阴暗的线条上，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所激起的回响都被这一团团的鹅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后，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开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请到山区木屋里来。维尔德梅尔也不再害怕别人认出他来，老是出去抛头露面，和人们逗笑取乐。有时到我们那里的人一来十几个。甚至常常还要多，而且总是在半夜前后突然到来。接着，联欢会就在另一间木屋里疯狂地进行下去。德尼兹和我，我们总是回避着他们，但是弗雷迪请求我们留下来，他是那样的诚心诚意，以致有时我们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我现在还能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人。有个很活泼的、棕色头发的家伙，没完没了地叫人同他玩扑克牌，他乘坐的一辆汽车是在卢森堡登的记；另外有个人叫“安德烈-卡尔”，穿着红色的粗毛线衫，头发金黄，脸部因长途滑雪而呈棕褐色；还有一个穿着黑丝绒的披风．身体很强壮，我记得他总是象一只大熊峰那样闲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运动明星了，其中一个叫“雅克琳”，一个叫“康庞夫人”。
在晚会达到高潮后，有时人们会突然熄掉起居室里的灯光，这时一对对男女便离群钻进一间卧室里去。
“基里尔”，就是嘉·奥尔罗夫在萨洛金车站上碰到的、请我们一道上他汽车的那个，原来是俄国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从事盒漆和铝制品①非法交易的。他常常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挂电话，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说，挂那些电话是会引起对我们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一样，早把一切谨慎小心置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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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当时，这些均为紧张物资。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尔”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贝松和一个叫“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领到山区木屋里来的。贝松是滑雪教练，在他的主顾中不乏有名气的人物。从前他常常进行降下滑雪，因有几次没有跳好，受了伤，弄得脸上布满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点蹒跚，个子矮小，头发棕褐，是麦热夫本地的人。他喜欢喝酒，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早上从八点就开始滑雪。除了当滑雪教练以外，他还在加油站有个工作。他也就是以这个身份，拥有一辆汽车。它就是在我们抵达萨洛金时，我所看到的那辆黑色轿车。弗雷戴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嘉·奥尔罗夫以前在巴黎就见到过他，他经常到麦热夫来小住。看来，他是由不正当的生财之道谋生的，他买进一些汽车轮胎和零件，然后转手倒卖出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也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打电话，我老听见他呼叫着神秘的“科默特停车场”。
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开始同弗雷戴攀谈呢？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目光真诚坦率，神情天真活泼，脸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挂着微笑。他对别人很关心，不停地问长问短：“您感觉怎样？”“您要不要暍杯酒？”“您与其坐在这把椅子上，还不如坐到那张长沙发上去呢！”“您昨天夜里睡得好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头皱着，非常用心听你说话，仿佛你最有权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并且及时地询问我们是不是要在“山区”里久留。我回答他我们没有别的门路，他悄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秘密地越过瑞士边界。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
我扰豫了一会，然后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贝松也参与其事。贝松和他负责领我们到一个距离国境线很近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一个专门协助别人偷越国境的老手——来接替他们，把我送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帮助过十几个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还一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他还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来。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54—73，并说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嘉·奥尔罗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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