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娜特喜欢马里奥·贝。他戴着一副镜片略带颜色的眼镜，但他这么做绝对不是他喜欢戴眼镜。是他的眼睛怕光，见光就痛。他的手很纤细。一开始的时候，亚娜特还以为他是个钢琴家，在加沃或者普雷耶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中的一员，她对我这么说过。他大约三十岁上下，像阿加德和戈丁热一样。但是，他不是钢琴家，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跟阿加德和墨塞里尼关系非常密切。按照亚娜特的说法，墨塞里尼做律师的时候，他们俩跟他一起干过。从此，他们俩就一直为他做事。做什么呢？开公司，她对我说道。可是，“开公司”是什么意思呢？在康特尔，他们常邀我们过去他们那一桌，亚娜特说阿加德对我一见钟情。打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她希望我和他一起出去，也巴黎的一个古典音乐厅，位于巴黎八区，1908年建成，可同时容纳一千名观众。巴黎交响乐音乐厅，位于巴黎八区，1927年建成。
许是为了巩固她和马里奥·贝的关系。但我感觉对我感兴趣的是戈丁热。他和阿加德一样也是棕发，但个头要高一些。亚娜特跟他没有另外两个那么熟。从表面上看，他很有钱，他有一辆汽车总停在康特尔的门前。他一直住在宾馆里面，常去比利时。
有时出现的是记忆的黑洞。之后，又有一些细节陡地浮现在脑海里，这些细节非常清晰，清晰得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住的是宾馆，常去比利时。有一天晚上，我重复着这个荒唐的句子，就像人们在黑暗中为安抚自己而哼唱的一首摇篮曲结尾的叠句。可墨塞里尼叫亚娜特“死人头”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些细节把另外一些细节给掩盖了，那些细节更难回忆起来。我想起几年之后的一天下午，亚娜特到诺伊利来看我。那是在我和让-皮埃尔·舒罗结婚半个月之后的事情。我一直都叫他让-皮埃尔·舒罗，没有叫过别的，可能是因为他比我年龄大，因为他对我一直以“您”相称。她按了三下门铃，这是我事先要求她这么做的。有一刻，我不想答理她，但那么做很蠢，她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她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就好像是偷偷溜进屋子里来偷东西的。她在客厅里环顾着，看着白色的墙壁、茶几、那一堆杂志、那盏红灯罩落地灯和挂在沙发上的让-皮埃尔·舒罗母亲的照片。她什么也不说。她摇了摇头。她想参观一下房间。见我和让-皮埃尔·舒罗分房睡时，她显得好吃惊。在我的卧室里，我们俩平躺在床上。
“那么，他是正派人家的孩子吗？”亚娜特问道。问完她就格格大笑起来。
从阿玛依埃街的那家宾馆出来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她。她的大笑让我很不舒服。我担心她会让我走回头路，回到康特尔的那个时代。可是，前一年她去阿玛依埃街看我时，就告诉过我她已经与其他人分道扬镳了。
“一间名副其实的闺房啊……”衣柜上摆放着让-皮埃尔·舒罗的一帧照片，照片放在石榴红色的皮制相框里。她站起来，朝相框俯下身子。“他长得还蛮帅气的……可你为什么要和他分房睡呢？”
她重新躺回到床上，睡在我身边。于是，我对她说我更愿意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见到她。我担心她见到让-皮埃尔·舒罗时会局促不安。因为他在场的话，我们就不能无拘无束地聊天了。
“你担心我带其他人来看你吗？”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没有刚才那么爽朗。是真的，我很害怕，即使是在诺伊利，害怕撞见阿加德。我很奇怪，我住在阿玛依埃街的那家宾馆时，他并没有发现我的行踪。
“放心好了……他们离开巴黎已经很久了……他们现在在摩洛哥……”她抚摸着我的前额，仿佛想安抚我一样。“我猜想你没跟你丈夫说起过卡巴素的派对……”
她刚才说的这句话里没有丝毫嘲讽的意味。恰恰相反，她那伤感的语调让我震惊。“派对”是她的男友马里奥·贝使用的词藻，就是那个戴着有色眼镜、长着一双钢琴家的手的家伙，他和阿加德带我们去巴黎附近的一家名叫卡巴素的酒店过夜时，就是这么说的。
“这里，真安静……跟卡巴素不一样……你还记得吗？”
对于这些细节，我很想把眼睛闭起来，就像一束强光射过来的时候一样。然而，那一次，当我们离开居伊·德·威尔的那些朋友，当我和罗兰一起从蒙马特回来的时候，我却把眼睛睁得非常大。一切都更加更加清晰，更加犀利，强烈的光线令我目眩，但我最后还是适应了。在康特尔的一天夜里，我和亚娜特一起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旁，发现同样强烈的灯光。除了墨塞里尼和其他几个在栅栏后面的小厅里打牌的顾客外，那里没有一个人了。当时我母亲一定回到家里很久了。我心里寻思着我不在家她会不会担心。那天晚上，她到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来接我，我是有些懊悔的。从现在开始，我已经预感到她永远也不会再来接我了。我跑得太远了。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想把它掩饰起来，但它不让我呼吸。亚娜特把她的脸靠近我的脸。“你脸色煞白……不舒服吗？”我想朝她笑笑，让她放心，但我觉得像是做了一个鬼脸似的。“没事……不要紧的……”
自从我在夜里离开那套房间之后，我经常有这种短暂的心慌意乱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血压下降”，有一天晚上当我跟布朗西药店的药剂师解释我的感受时，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我每次说一句话，我都觉得那是错的或者词不达意。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在大街上，一阵空虚的感觉突然向我袭来。第一次，是在过了西拉诺之后的那家烟店前面。街上人来人往，但我并不放心。我就要晕厥了，那些人却会继续笔直地往前走，根本就不会在意我。血压下降。断电。我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恢复线路。那天晚上，我走进那家烟店，要了几张邮票、几张明信片、一支圆珠笔和一包香烟。我坐在吧台那里。我拿了一张明信片，开始写起来。“再耐心一点，我相信都会好起来的。”我点燃一支香烟，在那张明信片上贴了一张邮票。可是，把它寄给谁呢？我本想在每张明信片上都写一些安慰人的话：“天气晴朗，我的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我希望您也一切都好。再见。亲您。”我一大清早就坐在海边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我在给朋友们写明信片。
“你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亚娜特问我。她的脸离我更近了。
“你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吗？”
大街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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