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

什么叫资本主义?难道让集体和个人都富裕起来就是资本主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社会主义?”

    郁兵通过和裘耀和一番交谈，似乎更明确，更清醒了许多。

    第二天上午，卫生部调查组最后和局长郁兵谈话：“经过调查，全县38所乡镇医院，已经卖掉25家，正在卖的有8家，还有5家也基本形成意见。虽然卫生部调查组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卫生局长。”

    郁兵解释说：“我是一个医生出身，也许让我当这个卫生局长确实是一个误会，但是我认为仅就乡镇医院改革的问题，我倒以为是发展方向，如果说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

    听了郁兵的一番话，卫生部调查组的同志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调查组的一位年轻处长说：“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郁兵笑笑说：“我说过了，我更适合当一名心血管医生。”

    卫生部调查组走了，3天后，卫生部领导对石杨县乡镇医院的改制工作作了批示：“石杨县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暂不下结论，继续调查。”

    裘耀和在大会上说：“我们的改革方向没有错，一定要继续坚持。我认为政府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也不应该包办，包办的后果，事实上是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会议没结束，突然有一群记者已经堵在会议室门外，裘耀和一向对记者是采取低调态度的，但是此刻，他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干脆走下主席台，来到记者面前，记者没有立即提出问题，只是连连闪着闪光灯。

    裘耀和面对那么多记者，他说：“在你们记者眼里，我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把我当成洪水猛兽啊!”

    一位女记者握着话筒说：“裘耀和书记，我是《南江晚报》的记者，你到石杨一年多时间里，许多事情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争论，甚至遭到媒体的轰炸，可你为什么没有作出任何反击呢?”

    裘耀和推了推她的话筒，说：“因为我不是演员，我不是靠炒作来维持生活的。正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我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好我分内的工作，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裘耀和书记，你到石杨之后，为什么所有的施政方略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呢?”

    “因为这是一场大的革命。”裘耀和大声说，“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了计划经济，习惯了在原来的路上走，害怕这条路充满荆棘和泥泞，不愿意改变多少年的传统和习惯，但是我相信，一旦这条路成为柏油路了，人人都会高兴的。”

    “裘耀和书记，你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来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模式，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

    裘耀和说：“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体私营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股份制的产生和建立。”他走出大门，记者随即围了过来，“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裘耀和最后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回避媒体，一个人一旦被舆论关注上了那未必是好事，足以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给毁了。”五十九

    裘耀和匆匆地和记者见了面，终于避开了媒体的追逐，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裘书记吧!《全国法治探讨》杂志的两名记者要求采访石杨县，经请示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意他们采访你，请你实事求是地就石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谈谈你的看法。’’

    接完电话，裘耀和感到《全国法治探讨》杂志记者采访他却通过省委和省委宣传部，说明他们并非一般报纸杂志，他甚至想到目前中国正在向法治化过渡，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Et益发展，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越来越纷繁复杂，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夜已经很深了，裘耀和放下平时必读的经济管理书本，开始认真研究法律和法治。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裘耀和同《全国法治探讨》杂志的两位记者见面了。两位记者一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王千，是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80年代中期毕业的法律女硕士朝澎。

    见面之后，朝澎说：“裘耀和书记，我们这次到石杨来，并不是一般记者的新闻采访，而是想和您共同探讨、研究中国到底怎样遏制人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

    裘耀和严肃地说：“关于人治和法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你们二位是专家，而我只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地方县官员，还不能说对法治有多深的见解，只能就自己这一年多来的感受，谈点个人见解。”

    王千说：“这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感谢裘书记接待我们。”

    裘耀和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在中国‘为政在人，的积习很深，如果不对人治和人治思想进行彻底改变，就很难真正树立起法的权威，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许多问题的是非睦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往往是由个别领导来裁决，从而造成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

    朝澎说：“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目前，有些单位家长式作风依然很严重，主要领导的绝对权力没有监督、制约，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裘耀和说：“说到这个问题，还应该从我们国家是一个封建统治国家说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每个王朝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总揽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大权，所有政事只听凭一个人独断专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唯予一个有佚罚’，‘听予一人之作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致使‘三公九卿，形同虚设”。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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