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年男人（后来知道是生产队长，叫李林）把手里的碗往一块石头上一放“那你们住到乔德贵的家里吧，他孩娃上月才结婚，新房新床新被子。”（多么朴素、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哟。）我们就被领进了乔德贵的家里了。一进院落门，就看见那有三分地的大院里，有一头红牛栓在一棵枣树上，一架老犁挂在屋檐下，而迎接我们的老人正是日落前我们遇到的那老汉（红梅怔着看看我，我狠狠瞪了她一眼，她立刻又如我一样若无其事，夫唱妇随了）。德贵老汉把我们迎进他的上房里，让新媳妇下灶房给我们烙了葱花大油饼，烧了鸡蛋白面汤，让他孩娃去把新房收拾打扫了。为了不让李林派人去通知支书赵秀玉有县里的社教干部到了王涧峪，我们不停地和李林说话儿，拉家常。他陪我们吃完饭，还是德贵家的孩娃把他的饭碗送回到了他家里。月亮升将起来了。夜饭也过了。我们大家坐在德贵家有些尴尬了。这当儿红梅在教新媳妇如何用粗毛烂线织毛衣（我智慧的红梅，我的心，我的肉，我理想的革命伴侣和女人！）我便掏出两块钱递到德贵老汉手里边，说这是饭钱，是我们社教干部下乡必须要给贫下中农交的伙食费。德贵老汉有些生气地把钱还给我：“你们一辈子能到耙耧山里几次哩？”我又把钱还给他：“一次也得交。这是组织纪律哩，这是党的传统哩。”德贵老汉说：“啥儿纪律呀，你们在党的人，吃贫下中农的饭，就是吃自家的饭，哪有自家人吃饭还交钱收钱的理？”红梅在一边帮腔了（我的灵魂我的肉，她敲了多么好的边鼓哟）：“王老伯，你就收下吧，不收我们回到县里党小组会上还要检讨呢。”我忙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有规定呀，都是毛主席订下的规矩呢。”（这多么像是一出排练好的戏。）德贵老汉拿着钱有些为难了。队长李林吃过了饭正在抽旱烟，这时候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一锤定音说：“这样吧，你们一人交两毛钱，德贵你就收下四毛钱，算二位干部交了饭钱，没有犯啥儿规定。我听振海说过他下乡吃饭也是要给人家交上饭钱的。”说到了王振海。终于说到了王振海。红梅教人家织毛衣的手停住了：“你们说的振海是谁呀？”李林道：“就是王镇长，程岗镇的王镇长。”我的样子有些吃惊了：“王镇长就是这个村里的人？”李林和德贵老汉有几分自豪地同声道：“他家就住后边的第三家。”我和红梅就像他乡遇了故知样，一轮一句地说我们和王镇长是多么的熟，对王镇长是多么的敬佩和敬重，说我是县里组织部的干事，专给县长、县委书记写材料，写大会的发言稿；说红梅是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员，专门给地区和省报写稿子，就是记者那一行，也就相当于省报住在县里的记者吧，说她写的表扬稿还上过《人民日报》哩，表扬的是一个公社书记，现在那公社书记已经是了县委的一个最年轻的副书记。话到这儿，生产队长李林、贫农德贵老汉和那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妇的眼睛在煤油灯下全都瞪大了，像突然有两尊神佛降在了王涧峪样不可思议了。队长李林说：“天呀，你们是县长身边儿的人？你们多给县长嘀咕嘀咕我们村里的振海，他是提着脑袋为老百姓做事哩。”（这多么像是台词哟！）红梅说：“我去采访过王镇长———采访就是和人家坐下聊天儿，可王镇长不是那种爱让人家表扬的人，你采访他，他光说别人好，一句也不提自个儿。”队长李林在自己腿上拍一下：“对，我了解他。我俩自小是捏同一泡尿泥长大的，可后来他当兵了，闹大了，回来又当了镇长啦。我知道他自小就是那种有好处都要让给别人的人。”我说：“就是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县委早就想树这样一个典型，让全县的干部学习哩，可就是发现不了有这样的人。”李林又点了一袋烟：“你们给县长建建议，就树振海这样的人，他文化不高，可心里全装着百姓哩。”红梅立马丢下粗毛乱线，取出一支笔和笔记本（我的心，我的爱，我的肉身和灵魂）：“他有啥儿事迹你说具体一点儿。”李林吸着的烟停在了嘴边上，像要说啥却又咽将回去了，且还看了一眼德贵一家人。一片沉默。我说：“有啥不便说的就别说，现在形势复杂哩。不过你们可以把王镇长专为贫下中农着想的事迹提供一点儿，只要是真的为百姓着想，为群众着想，就是真心为党和人民着想，做了错事我们也会守口如瓶，就是县长、书记知道了，不仅不批评，还私下里表扬和提拔。”我看了李林队长一眼，有些神秘地接着道：“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赵青你们知道因为啥？他原来是大庙公社的书记，据说他去年把一个大队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了，使那个村亩产平均达到了450斤。”
军、夏红梅他们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都出身贫农本质好/从小就为理想受尽煎熬/满怀着深仇把敌手的罪证找/立誓要把敌人铲除掉/革命中他们身经百战、家破人亡屡建功劳/相信他们心红红似火，/志坚坚如钢，/定能够战胜王姓座山雕。这是另一户殷实的家庭，房檐下还挂着一排几吊去年秋天的玉蜀黍。队长李林让我们参观了房檐下那吃不尽的丰收粮，又领着我们去一间小屋看了主人家囤积的几缸小麦和大豆。我们走进屋，腐暖的粮香味洪水一样把我们差一点淹死掉。可我说：“粮食够吃吧？”房主笑笑：“打死也吃不完。”红梅说：“你们觉得地分给自己好，还是集体种着好？”房主看着队长。队长说：“说吧，都是好人，你有啥说啥。”房主说：“多亏了王镇长。当然是分给自己好。”我说：“为了王镇长，你愿不愿把分地的情况写个材料让我们带回去？”房主说：“我愿意，可我不识字。”队长看着红梅：“你写，让他按手印。”红梅就写了。我们走了几家，闹了几分证言材料，最后往王德贵老汉家里去时，已经是星月满天，地上如霜了。没有想到耙耧山里的夜会那么静，我们的脚步声折裂的竹竿样清脆而响亮。能看见王家峪对面山梁上的一个村庄像一道树影样在半坡摆动着，从那里传来的狗吠淡白淡青地越过沟梁荡过来，在我们头顶飘散了。红梅说，“那是啥儿村？”队长说：“赵家洼，支书秀玉家就住在那个村。”我们想起赵秀玉和王镇长的关系了。我们本来是为了捕捉那层男女关系而来的，可革命形势的千变万化，繁复中孕含着简单，简单中包含着复杂；偶然孕育了必然，必然中又有着偶然。这些哲学的关系，这些矛盾论、相对论让我们在工作中活学活用之后，与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之后，使我们抓住了更为主要的矛盾和线索，使原来设想中的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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