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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