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两下子就行啦!你们是吃饱了咋的?!”
“……”最有权威的还是谢队长。他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指着海喜喜,仿佛他背后的手握着一件什么有力的武器,又有点像冬烘先生训顽童似的:“我看你驴日的今天敢咋样!我看你驴日的今天敢咋样!……”海喜喜怒气冲冲地看看谢队长,又用冒火的眼睛看看我,使劲把叉杆往怀里一拉,我趁还没被他拉倒时赶快松开手。他咬着牙,把叉“呼”地一下抡到半天空上。铁叉滴溜溜地旋转着,划了一个跨度很大的抛物线,掉在远远的干沟里。
大家的情绪都松弛下来。不知是谁拾来了我的棉帽子。棉帽的护耳撕破了,像一只死乌鸦一们耷拉着无力的翅膀。一个年轻的农工从我脑后嘻嘻哈哈地把这只死乌鸦扣在我的头上,还似乎是鼓励地拍了拍我的脑袋。我这才有心思看看周围。不知道马缨花在整个过程中持什么态度,这时她正背向着人群,朝那条干沟走去。我的组员们还站在肥堆旁边,用中立的姿态饶有兴味地观望。
当然,我再不能和海喜喜同一辆车了。谢队长调整了一下,叫“营业部主任”跟海喜喜,我还回到“死狗派儿”车把式的车上去。“营业部主任”说死也不干。海喜喜“啐!
啐!”地朝手掌上吐了两口唾沫,操起他自己的铁叉:“熊!我谁也不要,我一个人下!”
他像狂人一样飞舞着铁叉,把车装满,扬起鞭杆,一个人赶着车跑了。马缨花把我的铁叉找来了。她像授予凯旋的旗帜似的把叉交到我手上。“给!”她又低声地说,“看你,扣子都没了,呆会儿我给你钉上。”我低下头,才发现我敞着胸露着怀,扣子都被海喜喜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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