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
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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