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
“说得对。”埃迪-兰舍说，“下次你到加利福尼亚来，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去加利福尼亚了，”我说，“如果你到纽约来，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一定打！”兰舍答应我。
一年后，那部电影终于出笼了。我保留了原着的名分，却被剥夺了编剧的称号，编剧成了埃迪-兰舍和西蒙-贝福特。我向作协要求仲裁，结果我输了，因为理查德和贝福特做足了手脚，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提成的资格。对提成我一向认为无关紧要，可恨的是影片糟得离了谱，更糟的是在电影界人们都把这部电影的失败归罪于原着。看来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在好莱坞再也没有销路了，这恰恰正是在这场费时耗力的折腾中唯一让我谢天谢地的事。
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其中最苛刻的一篇出自于克拉勒-福特之手。她那杆尖酸刻薄的利笔把这部片子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连克林诺的表演艺术也不放过，看来克林诺在克拉勒-福特身上下的功夫并不到家。郝林南在曲终人散之际还刺了我一剑：他在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墨林的小说在电影中失败了》的文章，害得我边看此文边慨叹不息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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