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口气。说："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甭管穷和富，祖宗三代的东西都得留着。你瞧，这些箱子里面没一样值钱的，可走哪儿，你也都得带着。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就好了。"

    我问："西方人是哪样生活呀？"

    李砚秀说："夫妻分手，各提一个皮箱就走。"

    我大笑，觉得她是个能干聪明人。我俩聊得很久。后来，她还找出几本旧像册给我看。在她找的时候，我有空隙来打量李万春的临时住所。有两样东西，显得很特别。一是冰箱，那时的冰箱是稀罕之物。二是许多空酒瓶，多半是白兰地酒瓶。遂问李砚秀。

    她说："鸣举（李万春的字），几乎是一天一瓶酒。最喜欢的喝法是白兰地加冰块。"

    我非常吃惊于他的洋派生活方式。又问："李先生是不是在反右以后才这样的呢？"

    李万春立即插话："我才不管什么左呀，右呀。我这辈子就是一唱戏，二喝酒；唱好戏，喝好酒。"

    这个人生目标是很低的，但这样的低，又有几人可以做到？

    告辞的时候，一家人把我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我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

    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部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我想，李万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皆源于此。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猛地伏在李万春的肩上抽泣。天地间，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李万春被我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李砚秀一旁劝慰道："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互不嫌弃"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谁能做到互不嫌弃呢？恰恰不是你的骨肉、至亲或最爱，而是那些萍水相逢的人。

    当晚我在前门外的庆乐剧场，看了李小春的《闹天宫》。剧场简陋，天气闷热，看得我大汗淋漓。李万春的这个儿子英俊又出息，观众为他而来，为他喝彩。我一向不去后台看热闹或凑热闹。但《闹天宫》演完，我对身边的男同学说："李小春太漂亮了！我得到后台看一眼。你陪我去吧。"

    男同学说："我要不陪呢？"

    "那我就自己去。"说罢，就转了身。

    见到李小春，我吓一大跳：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耷拉脑袋，脸色惨白。全身如水洗，从头发尖到脚后跟寸寸湿透。他只朝我点点头，连招呼的气力也没了从这一刻起，我知道了什么叫血汗钱。

    李小春，多么出色的一个青年演员，也跟着父亲发配至内蒙。戏剧界朋友闻讯都非常惋惜，说："小春本该留在北京，在北京他也是一流！"后来，惋惜成了遗憾：他比他父亲还早地离开了人世。

    1964年始，京剧进入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紧锣密鼓地排练《芦荡火种》、《杜鹃山》。切莫以为就是个更换"戏码"的事。现代戏像一只巨大章鱼，其触角伸向艺人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

    现代戏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在强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进行的。剧团为加强领导，成立了党、团临时小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展开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学习。全体演职员工觉悟提高，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在北京京剧团4月送交上级的一份情况汇报里，明确提出"反对单纯艺术观点，要推社会主义之新，使现代的英雄人物占领舞台阵地通过动员会，大家都下保证，一定遵守制度，服从分配，树立部队三八作风，克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并开始铲除雇佣观点和捧角思想"。典型的例子是赵燕侠带头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每天提前十五分钟进排练场；再次主动提出降低工资。原本帝辇之下，京畿之地，生活是一向较别处丰裕自由。人们对艺术、对各种玩意儿，也有较宽阔的理解。但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同行生存之道的更改，特别是某些演员有了很现实的、同时又很功利的政治上进的要求，马连良这样的艺人便深感于自己觅得的一点点自由感的有限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缩小。成名于旧时代的艺人们再也不能沉溺于小情趣，而淡漠现实政治了。似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的政治风云与时代脉跳都使人生沉重。而唯一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这沉重有人来得早些，有人来得晚些罢了。

    现代戏如泰山压顶，马连良及时表态，说"非把《杜鹃山》演好（他在剧中饰农民郑老万）。"谭富英和马富禄强烈要求排演现代戏中的一个老年角色。张君秋为争取扮演柯湘（《杜鹃山》女主角）还闹了些情绪，说"我连试试都不行。"言外之意是觉得组织上只培养赵燕侠，不培养自己。面对这样的思想起伏和情绪波动，基层党组织不但以书面形式汇报，并及时利用它，为艺术人员的分类分档做好准备。他们在7月31日上交的一份现代戏汇演的总结提纲里，首先从剧团演职员里确立了一批"先进骨干力量"，而"这批力量是以中级演员为主"。他们的分析是——这些人"对京戏不演现代戏，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必然逐步走向死亡的现状，看得比较清楚。艺术包袱小，革命起来负担不大。"而对老演员、名演员。这份总结提纲是这样写的："传统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千丝万缕的感情和联系。革命起来负担较为沉重马连良在《杜鹃山》里只演了一个群众角色，这和1958年剧团排练现代戏时明白表示不愿参加、不愿看现代戏的情况相比就不同了。但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要求，也还有待进一步考验"。

    是的，政治形势、革命意识、大众审美对传统京剧一点一滴的渗透，已满足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红色政权对于艺术的要求同于革命的要求，故必须快捷、迅猛、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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