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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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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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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50元的保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高兴,知道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声说:“小愚,出来看看罗伯伯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点没有变,风度依旧,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今天来你家,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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