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深远意义。
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部、交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第三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三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三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子，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高级知识份子的问题。他说，当前知识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一为业务顾虑。是种种顾虑使得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在“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出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子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消除两者间的隔膜，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
罗隆基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热情高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套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给年轻的学子。建国后，罗隆基做了官，不再当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美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高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政府不应该强迫教授去学俄文。对于院系调整许多大学教授都反对，只是没有办法才服从，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会上，曾昭抡把罗隆基的这个谈话作为他反对共产党文教政策的言论揭发出来，并声明：“据我所知，与罗所说的相反，1952年以后，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对院系调整是真诚拥护的。政府行政部门只是鼓励教师学俄文，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学。”
其实，民盟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出来，说出点东西才行。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300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部长上班第一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这其中所指“记性好”的人，便有罗列52条罪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现在一些报刊发表罗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两人在上海的合影。他俩身着长衫，面带微笑，悠然的神态与融洽的关系，在洋楼与松柏的映衬下，是那样地生动。罗隆基非常珍视和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记载着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罗隆基同张澜共患难的岁月沧桑。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请张澜和罗隆基同赴解放区的。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工作，如接见新闻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让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则显得很有必要。而吕光光的发言，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他“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揭发出来。”
浦熙修
浦熙修[10]是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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