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7]”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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