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场。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7]、楼邦彦[8]，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订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9]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这是共产党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二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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