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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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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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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章诒和撰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女。1931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1936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194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1949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本文著作权属章诒和先生,Yujinsong先生编辑校对,三秦记仅修改网页并发布)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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