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米拉波不乏骄矜。他过分吹嘘自己；虽然他为了当选为第三等级的代表把自己说成呢绒商人(贵族等级当众干了蠢事，将他排挤出去)，他是热爱他的出身的：“野性难驯的鸟，它的巢在四座塔楼之间”，这是他父亲的话。他忘不了他曾经出入宫廷，乘坐华丽马车同国王一道狩猎。他要求别人封他以伯爵称号；他重视他的徽号，当所有人脱下号衣的时候，他让他的仆人穿上。他动辄提到海军司令科利涅，“他的亲戚”。《箴言报》曾经称他为里凯①。他有一天大发雷霆，对一位记者说，“你是否知道，你同你们的里凯一道，在三天时间里让欧洲迷失了方向?”他常常重复那个无耻但颇著名的玩笑：“在另一个家庭里，我的子爵弟弟会是一个风趣的人，但不是良民；在我家里，他是一个笨蛋和善良的人。”某些传记认为这句话是子爵讲的，他将自己同家庭其他成员的卑微作比较。
①里凯(Riquet)：贝洛童话中的人物，丑陋但聪明。
米拉波在感情深处是君主派。他有一句名言：“我想让法国人消除对君主制的迷信，而代之以对它的崇拜。”这正是发生的事情：上天因为我们滥用天才惩罚我们，让我们悔恨我们的成功。
米拉波用两种手段煽动舆论：一方面，他立足于群众之中，自称是他们的保护人，但同时又鄙视他们；另一方面，虽然他是他的等级的叛逆，但由于等级的亲缘关系和共同利害，他对他的等级保持同情。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平民身上；由于贵族的薄情和不可改变的本性，如果此人不出身于他们的行列，他就会被他的派别抛弃，而不能拉拢贵族。而且贵族阶级不能临时造就一个贵族，因为贵族是时间的女儿。
米拉波提供一个范例。人们幻想通过摆脱道德的束缚变成政治家。这种模仿结果只制造一些小坏蛋；某人以堕落和偷盗自诩，事实上他只是放荡和无赖；某人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但他只是卑鄙；某人吹嘘自己是一个罪犯，但他只是一个下流坯。
米拉波将自己出卖给宫廷，而宫廷收买了他。但对于他本人，事情来得太快；对于宫廷，事情来得太迟。在一份年金和一个大使职位面前，他用他的声誉冒险。克伦威尔准备用他的前途去交换一个头衔和嘉德勋章。米拉波虽然骄傲，但并不自视太高。现在，现钞和职位的丰盈提高了良心的价格，没有几十万法郎和高官厚禄休想办成一件事。坟墓将米拉波从他的许诺中解放出来，使他免受他看来无法克服的灭顶之灾：他活着，会在善良中显露他的软弱；他的死，使他在恶行中保持了他的力量。
我们吃完晚饭之后，议论米拉波的敌人。我坐在米拉波旁边，一言不发。他用他高傲、罪恶和天才的目光注视我这个沉默的年轻人，然后，他将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优越!”我今天还感觉这只手的分量，仿佛撒旦火热的爪子碰过我。
当米拉波将他的目光盯着一个沉默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对我未来的命运是否有预感?他想过他有一天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吗?我注定要成为达官贵人的历史学家：他们曾经在我面前列队走过，而我没有将自己挂在他们的外套上，让自己随着他们去见后代。
米拉波承受了那些声名应该长存的人物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从先贤祠迁出，搬到阴沟，又从阴沟迁回先贤祠；时间是他的踏脚板，使他上升到时光赋予他的全部高度。今天，我们再看不见真实的米拉波，而是理想化的米拉波，画家为了使他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的象征或神话而绘制的米拉波。这样一来，他变得更加虚假和更加真实了。在这么多名人、这么多演员、这么多事件、这么多废墟当中，将只有三个人留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从属于三个伟大革命时代中的一个：米拉波代表贵族，罗伯斯庇尔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专制；君主制什么也没有。为了这三个人的名声德行不能承认，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民议会开会的情景——罗伯斯庇尔
国民议会开会的趣味是我们的议会所不能比拟的。人们很早起床，以便在挤得满满的听众席上占一个位置。议员到达的时候，嘴里还吃着东西，谈着话，用手比划着。议员们按照观点，分别集中在会场的不同位置。宣读会议记录；然后讨论商定的题目，或者特别的动议。讨论的对象不是某个乏味的法律条款；议程中极少与破坏无关的内容。人们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大家都是即兴发言，或好或坏。争论非常激烈；听众也加入讨论，对演说人鼓掌，叫好，吹口哨，喝倒彩。主席摇着铃铛；议员们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互相指责。小米拉波揪住对手的衣领；大米拉波叫道：“不要谈论三十票!”一天，我坐在反对党保皇派后面；我面前是一位多菲内省的贵族，黑脸孔，小个子，他在他的座位上暴跳如雷，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冲上去吧，拿着剑，去治治那些无赖!”他指着多数派那边。中央市场的卖菜大嫂在听众席上织毛线，听见这句话，站起来；她们手里举着毛裤①，嘴上翻着泡沫，齐声大叫：“把他吊在路灯杆上!”米拉波子爵、洛特雷克和几个青年贵族想冲上主席台。
①指她们手中正在编制的毛裤。
很快，这一片嘈杂声被另一片喧哗掩盖了：拿着长矛的请愿者出现在栅栏边上：“人民快饿死了；”他们说，“现在应该采取措施，惩罚贵族，应付局势。”主席向这些公民表示敬意，回答说：“我们眼睛盯着叛徒，议会将惩罚他们。”这时，爆发了新的喧哗。右派议员说，我们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左派议员反驳说，人民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愿望，他们有权利对那些坐在国民议会内的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表示不满。他们向至高无上的人民指着他们的同事，而人民在路灯旁边等候他们。
晚上的会议比上午的会议更加吵吵嚷嚷：在分枝吊灯之下，人们讲话更加流利，更加大胆。当时，马场会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剧场，上演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头一批人物属于旧制度；他们的可怕的取代者躲在他们身后，很少讲话，或者完全沉默不语。在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束时，我看见一个人走上讲坛。他相貌平常，表情阴郁而呆板，头发整齐，衣着清洁，好像一个大家族的管理员，或一位注重仪表的乡村公证人。他作一个既冗长又枯燥的报告，没有人听他讲话。我问此人姓什么：罗伯斯庇尔。挥舞鞋子叫喊的女人准备离去，而且木鞋已经将大门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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