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巴黎。”
问题就在这里。我很可怜他，但是这不是你能帮忙的事，因为你一上手就要碰上他那两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一是去南美能解决他的问题，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的前一种想法是从一本书上得来的，我猜想后一种想法也来自一本书。
“哦，”我说，“我得上楼去发几份电讯稿。”
“你真的必须上去？”
“是的，我必须把这几份电讯稿发出去。”
“我上楼去，在写字间里随便坐一会儿行吗？”
“好，上去吧。”他坐在外间看报，那位编辑和出版者和我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小时。最后我把一张张打字稿的正、副本分开，打上我的名字，把稿纸装进两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揿铃叫听差来把信封送到圣拉扎车站去。我走出来到了外间，只见罗伯特.科恩在大安乐椅里睡着了。他把头枕在两只胳臂上睡去。我不愿意把他叫醒，但是我要锁门离开写字间了。我把手按在他肩膀上。他晃晃脑袋。“这件事我不能干，”他说着，把头在臂弯里埋得更深了。“这件事我不能干。使什么招儿也不行。”
“罗伯特，”我说，摇摇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他笑起来，眨巴着眼睛。
“方才我说出声来啦？”
“说了几句。但是含糊不清。”
“上帝啊，做了个多么不愉快的梦！”
“是不是打字机的嗒嗒声催你睡过去了？”
“大概是的。昨晚我一整夜没睡。”
“怎么啦？”
“谈话了，”他说。
我能够想象得出当时是怎么回事。我有个要不得的习惯，就是好想象我的朋友们在卧室里的情景。我们上街到那波利咖啡馆去喝一杯开胃酒，观看黄昏时林荫大道上散步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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