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三点三十分。我来到文书室。我睡不着觉。我在睡衣外披上了大衣，来到这里。艾尔•阿斯帕西值班。他在地板上睡着了。我可以待在这里，替他接电话。这一晚真够呛。费德尔太太熟识的那个精神分析学家来吃晚饭，断断续续地盘问我，直折腾到十一点半左右。偶尔问得很有技巧，通情达理。有一两回，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显然他曾是巴迪和我的老听众。他好像对我为什么在十六岁时从广播节目中被解雇—事不但从他的专业上感到兴趣，而且从他私人来说也感到兴趣。他确实也听到了那次关于林肯的广播，但他记得我在广播中说过《葛底斯堡致词》①‘对孩子们有害’。这不对，我跟他说，我当初说的是，我认为要孩子们在学校里必须背诵这篇演说词是有害的。他还记得我说过它是篇不正直的演说词。我跟他说，我当时说过，在葛底斯堡伤亡的人数达51112人，我说如果有人不得不在该战役的周年纪念日上讲话，他应该仅仅跑到台口，朝听众们挥挥拳头，就走下台去——这是说，如果这位演讲者是个绝对正直的人的话。他并不表示不同意我的活，但他好像认为我有着某种‘求全情结’的心理。他关于过不完美的生活的好处、关于承认自己和别人有种种缺点的好处，讲了不少话，而且讲得相当有道理。我同意他的话，但仅仅是在理论上。我坚决拥扩一视同仁地看待万物，直到世界末日，理由是这样做能导致身心健康和一种十分切实而叫人羡慕的幸福。如果完美地照此去做，这就是道家提倡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正是最高级的方式。但一个主张区别对待的人要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抛弃诗，超越诗。这是说，他绝不可能学会或勉强自己来抽象地喜欢坏诗，更不用说把坏诗和好诗等量齐观了。他将不得不干脆把诗完全抛开。我说，这可不是桩容易做到的事。西姆斯大夫说我把话讲得太绝了——他说，只有追求十全十美的人才会这样讲。我能否定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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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①美国内战中期，1863年7月1日至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葛底斯堡，南北两方各出七八万人，打了一仗，双方伤亡很重，结果南军败退。这是内战的转折点。同年1月19日，在该战场上兴建的国家公墓的落成仪式上，林肯总统致词，仅讲了两分钟，言简意赅，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词。
“明摆着费德尔太太曾激动地告诉他关于夏洛蒂那回缝了九针的事。我认为，当初把这桩早已过去的往事告诉穆莉尔，真是冒失。她每听到一桩事就赶忙把它传达给她母亲。我应该提出异议，这没有问题，但我不能。穆只有在她母亲也能听到的情况下才肯听我说，这可怜的妞儿。不过我才不打算跟西姆斯谈论夏洛蒂缝的那几针呢。只喝了一杯酒才没法谈哪。”
“我今晚在车站上好歹答应穆我改天要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谈。西姆斯跟我说，我们这儿驻地的那一个挺不错。显然他和费德尔太太就这问题私下谈过一两次。为什么这事并不使我着恼呢？实在并不。反而似乎很有趣。不知什么道理，这使我兴奋。即使滑稽连环画报上那老一套的丈母娘也老是略微使我感到兴趣。反正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谈，我看也不会使我损失什么。如果在部队里去找，那就不用花一个子儿。穆爱我，但在我未去稍微整修之前，她是永远无法感到真正跟我亲密无间，跟我相亲相爱，跟我无拘无束的。”
“如果或者我当真动身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上帝啊，但愿他有先见之明，请一位皮肤病大人一起来会诊。一位看手的专家。我因为触摸了某些人，手上留下了痕迹。有一回在公园里，那时弗兰妮还坐在童车里，我伸手按在她毛茸茸的天灵盖上，时间长了一点儿。另一回，跟佐伊在七十二号街上卢氏电影院①里看一部恐怖影片。他当时大约六七岁，不敢看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钻到座位下面去了。我伸手去摸他的头。某些人的脑袋、头发的某些色彩和质地，会在我手上留下永久的痕迹。另外有些东西也能。夏洛蒂有一回在播音室外面从我身边跑开，我一把抓住她的衣服，不让她走，要她待在我身边。是件我喜爱的黄色棉布衣服，因为对她说来衣服太长了。我右手掌心如今还有一摊柠檬黄的痕迹。上帝啊，如果我称得上有什么病的话，我是个颠倒的偏执狂。我怀疑人们在阴谋策划来使我幸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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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①这是剧院老饭、电影制片家马库斯•卢（1870～1927）及其子阿瑟所开的电影院之一。
②根据西方心理学的观点，一个偏执狂患者的特征是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都在阴谋危害他。西摩则恰恰相反，唯恐人家努力使他幸福。
我记得，当我看到“幸福”这个词时，我就把日记本合上了——实际上是把本子啪的合上的。接着，把日记本夹在胳肢窝下坐了几分钟，开始感到长时期坐在浴缸边上引起了某种不舒适的感觉。我站起身，发现自己大汗淋漓。这一天还没出过这么多汗，好像刚从浴缸里跨出来，而不是刚才在浴缸边坐了好一会儿。我走到脏衣篮前，揭开盖子，手腕几乎狠狠地一扭，确确实实地把西摩的日记本扔在篮底一些被单和枕套的上面。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而更富于建设性的主意，就走回去，又在浴缸边上坐下来。我盯着药品柜镜子上布布的留言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走出浴室。特别使劲把门关上，仿佛全凭蛮力就能把这浴室永远关得死死的。
我的下一站是厨房。幸好这厨房外通过道，我不必穿过起居室，跟客人们见面就能走到那里。我一进去，弹簧门在我背后自动关上了，我就脱掉上衣——我的紧身军服上衣——扔在搪瓷面的厨房桌上。看来光是把上衣脱下来就花掉了我的浑身力气，我光穿着圆领汗衫站了—会儿，似乎仅仅是为了歇一口气，这才着手执行调制酒的艰巨任务。我一下子打开壁橱和冰箱的门，寻找调制汤姆•柯林斯酒的原料，好像我正被看不见的人通过墙上的窥视小孔在监视着似的。原料齐全，除了没有酸橙，只好用柠檬来代替。几分钟后，我就调好了一大罐糖放得多了一点的柯林斯酒。我从搁板上拿下五只酒杯，然后寻找托盘。托盘挺难找。花了不少时间，我开这橱、关那柜，等到找着一只托盘，已是连连唉声叹气，声音虽小，却是隐约可闻。
我又穿上上衣，托着放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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