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攀登科学的喜玛拉雅山在顶峰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毕竟不会是永恒的。或迟或早，康托和他那难以控制的夏尔巴人也必然会遇到逆风。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在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第一片乌云。
关于肿瘤生成的文章在《自然》上发表以后，索要重印本的请求竟然如此之多，康托感到十分惊讶。它们如潮水般涌来。第一批来的是那些始终翘首盼望的人。只要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出现在当前期刊杂志书架上，他们就会立即冲到图书馆去：工作热情比较高涨的勤奋的人，对他们那个领域里的最新消息一天都不愿意等。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当某一期《自然》杂志的目录出现在《当前期刊目录》里时，又是一次洪水泛滥。《当前期刊目录》只是简单地罗列出其他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标题，以及作者的通讯地址。由于期刊订阅费用猛涨，它就成了上天赐予弱势货币国家科学家的礼物。康托的秘书有个兄弟是集邮爱好者。她因此突然之间忙了起来，不停地收集从阿根廷、保加利亚、印度和几十个其他国家寄来的索要重印本的明信片上的邮票。
康托觉得，在对他们文章的所有反响中，最使他感到满足的是一个电话。期刊发行后的第二天，库尔特-克劳斯从哈佛打电话来说，这篇论文不可能逃过斯德哥尔摩的注意。“艾西，如果我是个爱妒忌的人的话，我的脸都要绿了。可你知道，我不会这样的。”这些话听上去几乎很令人信服。“即使我不能想出来怎么做这个实验，我也很高兴你做到了。”康托感觉到一股愉快的暖流涌上了他的脸。库尔特还没有讲完：“艾西，你知道瑞典在全世界找人提名。你以前肯定收到过这种表格。今年，他们正好找到我，事实上，它就在我面前。在‘提名依据’这一部分，他们要求有一份参考书目、一份详细的生平和其他证明材料。为什么你不让我省点心，自己寄一份给我呢？其余的事，我自会安排。”
在这种场合，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必须要谦虚，在公开场合，一般人都很严肃地眼睛向下看着地面，但是，人的手往往泄漏真情。在电话里就比较好谈。
康托站起身来。“库尔特，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想法。”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想法！“说来我也很幸运。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的博士后研究生杰里迈亚-斯塔福吗？他有一双金子般的手，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精湛的实验技术。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全都有这样的人。”库尔特嘿嘿笑着说。“慧眼识英才嘛。话说回来，或迟或早，总要有人重复这项实验的。你最好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毕竟，你最早是在我的研讨会上宣布你的想法的。”
“我还没有动手写具体的文章呢，”康托回答说。“我想这事不着急。”
“是不着急，”克劳斯淡淡地说。“只要你不发表全部的细节，没有人能够重复那个实验。你把实验的资料寄给我们。这样你就会知道谁提供最好的验证了。请告诉我，艾西，”他继续说，“你是怎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发表了你那篇论文的？”康托非常高兴，库尔特竟然连他的胜利的细微之处也注意到了。
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在山顶享受荣耀的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为了防备暴风雪降临，或者氧气供应耗尽，他们一只手拿着旗子，另外一只手拿着冰斧，照片拍摄完毕以后，就踏上了返回大本营的旅程。科学珠穆朗玛峰的攀登者就不必如此了。有几个月时间(直到二月中旬之前)，康托始终在山顶上沐浴着阳光，到处作演讲报告、参加研讨会和座谈会，谈论这种肿瘤形成的理论，介绍实验证据。
对于斯塔福来说，这一时期本身就是莉亚所说的巴赫汀分析的实验演示。在那些斯塔福在场的场合中，教授对于他学生的贡献表示出来的认可和感谢堪称模范。“如果没有斯塔福博士的实验技巧，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这么快地提供这一证据，很可能根本不能提供实验证据。他现在就在听众席上。”随之而来的微笑似乎是很真诚的，他朝着斯塔福方向的点头致意也不能说是敷衍了事。斯塔福计算了“我们”和“我”的数量，衡量了每个“我们”和“我”的轻重。无可否认，“我”要少得多。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否就是把其余的“我们”全都变成“我”？“语言中所用的词汇有一半是别人的。”莉亚将巴赫汀的这句格言贴在他们电话机上方的墙壁上。“我快成疑心病了。”他在心里诅咒道。公正地说，康托曾主动提出让他解答大多数有关实验的问题，甚至让他把克劳斯要的有关实验的详细资料寄给他们，以便哈佛的研究人员能够开始重复他们的实验。但斯塔福很想知道他不在场的时候那个“我们”听上去怎么样，他不在场的时候教授是如何介绍他的实验技巧的。
更加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塞莱斯蒂娜出现在西北大学举行的“昆虫激素研究的最新进展”研讨会上了。会上，将由她而不是琼-阿德利，介绍她们关于昆虫咽侧体抑制素的研究成果。坐在听众之中时，斯塔福回忆起康托如何提出斯塔福在将来的演讲中可以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我知道你不会重复你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惨败，”康托说，声音里面没有丝毫谦虚，“可你得理解……”斯塔福明白：毕竟，蟑螂与肿瘤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研究成果的永久记录——最先发表的文章上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康托与斯塔福。所有这个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其他科学家都会引用这篇文章的。至少，斯塔福没有像大多数科学合作者那样被忽视，被列在所有称呼中最常见的“等等”之中。能够逃脱在参考书目中被列为“无名氏”的遭遇，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虽然攀登科学的喜玛拉雅山在顶峰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毕竟不会是永恒的。或迟或早，康托和他那难以控制的夏尔巴人也必然会遇到逆风。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在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第一片乌云。库尔特-克劳斯从哈佛打电话来说，他最好的助手之一，大桥(“艾西，你还记得他吗？他是我的斯塔福”)，无法重复斯塔福的实验。这种失败在他们这个领域也并不罕见。由于康托和斯塔福只发表了初步的消息，而没有公布具体的实验资料。就像大厨师对另外一个人描绘一种美味的菜肴却没有告诉他确切的配方，而克劳斯和大桥主要是根据斯塔福寄给他们的资料来处置的。很有可能，斯塔福遗漏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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