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的阿塞诺夫格勒南部约三十五公里处，而斯维帝·格奥尔吉则坐落在保加利亚中南部某处。这一地区，包括罗多彼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是最后被土耳其人征服的保加利亚土地，其中一些特别崎岖的地区一直未被土耳其人完全占领。如果斯维帝·格奥尔吉位于此地带，便可以部分解释选择它作为安放弗拉德遗骨的地方，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

    尽管《纪事》提到，在斯纳戈夫修士们定居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后，它成了一处朝圣地，但当时的其他重要文献以及以后的材料都没有提到它。这暗示，在斯特凡离开此地后不久，它就消失或被遗弃了。不过，我们在巴赫科沃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一份仅存的文献,从而了解到建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某些情况。根据这份文献，斯维帝·格奥尔吉是格奥尔吉欧斯·康尼努斯于一一一年创建的，他是拜占庭皇帝阿列修斯一世康尼努斯的一位远亲。撒迦利亚的《纪事》说，当斯纳戈夫的那队修士抵达时，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龄大”。这些仅剩的修士可能还保持文献里描述的管理体制。后来，瓦拉几亚修士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纪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强调这些瓦拉几亚人经过保加利亚的旅程：一是详细描绘他们中有两人在土耳其官员手中殉道；二是记录保加利亚人关注他们穿过本国的行程。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宗教活动一般持宽容态度，不知他们为何视这些瓦拉几亚修士为一种威胁。斯特凡通过撒迦利亚叙述道，他的朋友在哈斯科沃城受到“盘问”，而后遭到折磨并杀害。这暗示奥斯曼帝国当局相信他们知道某种敏感的政治信息。哈斯科沃位于保加利亚东南，直到十五世纪该地区一直牢牢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奇怪的是，殉道的修士受到的是土耳其传统中对偷盗的惩罚（斩掉双手）和对逃跑的惩罚（斩掉双脚）。在土耳其人手中丧命的大多数新殉道者都是受到其他方式的折磨和杀害。斯特凡在其故事中描写修士受罚，以及搜查修士们的马车等事件都表明了，哈斯科沃的官员指控他们偷盗，虽然他们显然无法证实这一点。

    斯特凡记述了他们沿途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广泛关注，这也许是土耳其人感到好奇的原因。不过，仅仅在八年前的一四六九年，隐士圣伊凡·里尔斯基即里拉修道院的创建者的遗骸从维里柯·特罗诺沃被运到里拉的一个小礼拜堂。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提目睹此事件，并在其《圣伊凡遗骸运送纪事》中对此作了描述。对保加利亚基督徒来说，这次旅行具有象征意义，成为团结人心的重大事件。撒迦利亚和斯特凡都有可能知道伊凡·里尔斯基遗骨的这次著名旅行。直到一四七九年，还可以在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中找到有关记载。

    这次更早的——亦是最近的——穿过保加利亚的宗教旅行使得土耳其人想到瓦拉几亚修士的旅行有特殊意义。搜查他们的马车这一行为——很可能由当地一位帕夏的卫队进行——暗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官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当然，奥斯曼帝国当局不会情愿将他们最大的政治敌人之一的遗骸存放在保加利亚，或容忍对这遗骸表示敬意。不过，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马车的搜查肯定一无所获，因为斯特凡的故事后来提到，遗体安葬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如果他们的确携带了一具遗体，我们只能臆测他们是怎样藏起这整个（尽管是无头的）身体的。

    最后，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感兴趣的是，《纪事》里提到斯纳戈夫修士相信他们在教堂里亲眼目睹了显灵。在他们为弗拉德三世守夜时，他的尸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人们说法不一。他们提出几种使一具尸身变成僵尸——吸血鬼——的传统方法作为依据。他们都相信，弗拉德知道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结果。有些人相信自己看到一头野兽跳到尸身上。另外有人说，超自然力化作雾气或风飘入教堂中，尸体因而直坐起来。在巴尔干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吸血鬼源于野兽一说广泛流传，也有很多人相信吸血鬼能化身为雾气或烟云。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闻名于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宅邸里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为前者在瓦拉几亚已是家喻户晓，而后者肯定是当地的东正教徒所关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资助的修道院里，院长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亚《纪事》是通过《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两份手稿而为人所知的；后者亦称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个四开本，清一色的半安色尔字体，一九二三年人们发现它保存于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图书馆，是《纪事》的两个版本中较早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撒迦利亚本人在佐格拉福亲手写下的，很可能是依据斯特凡临死前留下的笔记。尽管撒迦利亚声称他“记下了每一个字”，他肯定还是进行了相当的再创作。文字的优雅是无法当场做到的，而且只有一处更正。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四年，因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手稿的目录，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亚重新露面，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纪的对开本论著里，论著是关于圣乔治生平的。安吉洛夫于一九二四年确认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没有现存的复制品。它究竟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过十八和十九世纪海盗对阿陀斯的侵犯也许是它（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献和物品）离开圣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亚《纪事》的第二个，也是另一个仅存而且已知的复制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会的图书馆里，在古文献历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亚那个时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呈送主教的一份文件后来的复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长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长在信里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亚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有可能会出现异端邪说。信已不复存在，但很可能出于效率和谨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下令撒迦利亚重抄他的《纪事》，将复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图书馆。在《纪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人们仍然认为它很重要，值得通过复制保存在主教图书馆里。

    “主教版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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