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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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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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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儿结巴地问他。

    “我再说一遍,”罗西以强调的口吻说。“我在伊斯坦布尔发现德拉库拉还活在我们中间。或者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疯了,”他慈爱地说。“我跟你说每一个在历史中折腾久了的人都可能会疯掉。”他叹气说。“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是苏丹迈米德二世创建的。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地图,上面标有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人的墓地,我想那可能就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地图总共有三张,都是关于同一地区的,只是比例尺一张比一张小,标得也更详细。”他边说边用手指敲打着自己那本怪书。“第三张地图中央的文字是一种原始的斯拉夫方言。只有懂得多国语言的学者才可以看个道道来。我尽力过,但不能确定。”

    这时,罗西摇了摇头,好像仍在遗憾自己知识有限。“一天下午,我在仔细研究第三张,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张地图上邪恶之墓的位置。你还记得弗拉德·特彼斯是被埋在罗马尼亚斯纳戈夫湖中一座岛上的修道院里吧。这幅地图和其他两幅一样,并没有显示有什么湖中小岛——尽管它的确显示有一条河穿过,到了中部,河床逐渐变宽。在地图中心,邪恶之墓的上方,不论它该在哪里,有一条线条粗略的龙,头上戴着王冠,那是一座城堡。那龙和我——我们——书上的一点儿不同,但我推测它肯定是随着德拉库拉传说到土耳其人那里的。在龙的下面,有人写了很细的字。起初我以为是阿拉伯文,用放大镜仔细看过后,我突然发现这些文字竟然都是希腊语,我完全不顾规矩地开始大声翻译——尽管图书馆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位无聊的管理员进出,很明显是要来看我有没有偷什么东西。这时,我完全是一个人。那些极小的文字在我眼皮下跳动,我大声念了出来:‘它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

    “就在此刻,我听见楼下大厅有门被砰地关上。楼梯间传来很重的脚步声。我的脑海里还转着这个念头:放大镜告诉我这幅地图不像其他两幅,它被三个不同的人,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做了标记。笔迹和语言都不相同。那些老而又老的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个学者经过长时间认真研究后有的那种灵感。

    “我觉得那幅地图最初是由中间的素描和周围的山构成,希腊文的咒语位居正中。可能是后来才用斯拉夫方言标记它提到的那些地方———至少是用代码。后来它不知怎地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周围添上了来自《可兰经》的谚语,它们把中间那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研究的东西如此神秘莫测,而此人实在显得格格不入。他长想英俊,肤色,修饰得很好他挑衅地看着我的眼睛,‘先生,’他满怀敌意地低声说道,那是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我认为您无权做这个。’

    “‘做什么?’我的学术警惕性马上来了。

    “‘做这项研究,土耳其政府认为您接触到的材料是本国的私有档案。能让我看看您的证件吗?’

    “‘您是谁?’我同样冷静地问道。‘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他从外衣的内层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啪地打开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很快又啪地合上了。‘文化资源部,’他冷冷地说。‘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布尔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必要的话,去警局。’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布尔就联系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

    “‘我明白了。’他笑了笑,那样子让我倒胃。‘让我看看您在做什么。请您让开。’

    “他拿起我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地图,双手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他看着图,好像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认为他那样是虚张声势。‘这是档案馆的材料,是吗?’

    “‘是的,’我忿忿地说道。

    “‘这是土耳其政府的宝贵财产。我相信您在异国不会需要它。就是这张小纸片,这张小地图,将您从您在英国的大学带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想到过要反驳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叫他别妨碍我做研究,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提问。‘简单地说,是的。’

    “‘简单地说?’他以更加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想您会发现这个东西暂时被没收了。让外国研究者看到这个,丢脸。’

    “我怒火中烧,我就要找到答案了。幸好,那天上午我没把自己仔细复制的喀尔巴阡山的地图带来,我本来想在第二天比较两幅图的。我把复制的图藏在我放在旅馆的箱子里。‘您完全没有权力没收我获准研究的材料,’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您究竟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研究这些文件呢?它们是些中世纪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我确信它们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那名官员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这是为了您好。’他毫不动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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