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孩子回忆母亲和童年
放手
【华安(十九岁)】
十年前,龙应台以亲身的母职经验写下《孩子你慢慢来》,从长子华安八个月大、弟弟华飞出生到华安八岁,孩子成长的点滴、生养的喜悦与痛苦、母职与个人事业的冲突……让我们看到,原来,龙应台是这样做妈妈的;华文界这一枝极具影响力的笔,是这样教育她的孩子的。而今,书里的安安与飞飞已是十九岁、十五岁的青少年,他们如何看待
母亲对他们的影响呢?在《孩子你慢慢来》十周年纪念版出版前夕,华飞与华安分别写下他们与母*****度的童年时光。(编者)
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童年彷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著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们之间一直有成长的「拔河」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於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於,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著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机率高。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後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喔。」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於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心。
母亲,曾是我的宇宙核心
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一九六年代末、七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
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晚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三国演义》,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式,说起来就彷佛是现代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於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长就拖多长,愈长愈好。
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个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後),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
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
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伊伊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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