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点应无疑义,那便是:我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对自己说,也来一篇吧,作为对龙女士娇声一呼的某种回应,充当回音壁。当回音壁有时是很有乐趣的。
虽然,拎带鱼骑单车回家的形象并不适合于我,但毕竟,我们都是流动着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传统加上三十来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顺从,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纪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纪中适应社会转型、世纪末重新投身开放热潮的种种不寻常经历终将把它铸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这是构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鲜明的性格光谱,所谓小男人只是一种肤浅不过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我们很可能缺乏伟岸的体魄、叠叠的肌块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发的胸脯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的那种声嘶力竭,但我们却有强大而安静的内心境界。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只有傻瓜才会将性别视作为什么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东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两种性别?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我相信龙女士也是理解这一切的。她是个干练和充满了男性化果断和机敏作风的女人。我与她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饭局上,她谈兴热烈真挚而开放,与她笔下的那位有着光滑美丽脸庞的、芳龄二十五的、说是希望将来能嫁个北方大男子汉的汪汪女子大相径庭。当然,向往外形上的阳刚与伟岸,这是每一个女性的心理密藏,只是如龙女士所言,为着这种单一的追求,日后的你会不会因而付出昂贵的人生代价?外国究竟如何咱不敢说,单在中国,男人盘腿炕头饮酒喝茶斗鸡玩蟋蟀闲扯瞎聊打老K,而让老婆下田喂猪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换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几碟小菜端上桌来侍候他们,一旦干不好,还可以揪着女人的头发来个兴师问罪的北荒南乡之地至今还有不少。这种令上海男人们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原始以及不开化绝不是单以“民俗”两字的解释便可以一笔加以抹煞的,这正是该类区域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然而,上海不是这样,在这座文明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男女性别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尽其职。龙女士已细致观察到了所谓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实。其实,“武化”还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种性别为主,这是在两性单独相处相悦相濡之时发挥出来各自的性别特长。在一个文明合理先进的社会中,凡强者,不论男女,都有竞争至社会最前列的权利,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于是便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在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我想,这是龙女士的一句并没有说出了口的肯定。
其实,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她们是她们男人们的一种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湾避风港。她们在生活细碎上所表现出的“昂首阔步”只是她们间接顺从的一种变奏,她们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与事业拍档。在上海,惧内不会被人真正地笑话(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是:“怕老婆发财格呀!——”),而相反,欺妻与虐妻倒被公认为一种耻辱,一种外烫内寒的懦夫行为。上海夫妻的恩爱秘诀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动以及精神体贴——诸如那段替老婆洗内裤的细节,不论龙女士添此一笔的色香味的内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现了上海男人对于爱情以及两性相处艺术上的某个特殊视角与思维,因为爱,有时是需要带点儿“肉麻”的。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只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们那同一种人……”“什么?——同什么一种人?”“我说的是,她也嫁了个上海男人!”其口吻之兴奋犹若捡到了一件意外的宝藏一般。电话挂断之后,妻子如实地告诉了我她们通话的内容,她的神情平静且充满了理解。“我们送她一份厚礼吧。”我点点头,并不太有要将话头说出口的意图,因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着:所以,不是我说,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说龙旋风刮上门来,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徘侧的祭文。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因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于是她“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
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大陆叫“围裙丈夫”)与惧内(她叫做“男子被虐”)混为一谈。
男子下厨,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习惯(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以烹任为生活主要艺术)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会的话语权,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惧内”是两回事。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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