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他的警觉,可是齐默然那边口气正得很,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这便让他有了信心。加上刚刚把小丫头搞到手,他也想出去放松放松。结果这一放松,就给放出了问题。还没回到河阳,他就被税务部门的人带走了。
毕竟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对他的措施不能违反原则。省委决定先以查税为名,将他控制起来,然后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报告,请求中止他的人大代表资格。
暴风骤雨过后,强伟在省纪委人员的陪同下,坐到了省委书记钟超的面前。
强伟的头发白了,这才几天工夫,他的头发就变白了。
不白才怪!这些日子,他被齐默然派去的人带到了一个自己也说不清名字的地方,不分昼夜,轮番审讯,要他交代出在担任市委书记这六年里,到底受了多少贿,贪污了多少公款。纵是他有一万张嘴,在这些人面前,又怎么能说得清?起初两天他还认认真真回答,再三申明那钱不是他贪污的,只是借款,用来救了一个朋友的孩子,后来他将那钱还了。对方立刻抓住他的话,质问他到底救了谁的孩子,是哪个朋友,钱又是从哪借的。强伟越想澄清,问题反而被搅得越复杂。对方一口咬定:“一个市委书记找人借钱,不是索贿是什么?”强伟这才闭口不谈了,对方再问,他就用沉默来回答。
对方巴不得他沉默,反正他们有旨意在,就是想拖垮他,彻底拖垮。
强伟差一点就垮了。
望着面前这张憔悴的脸,钟超感慨万千。强伟的名字他很熟,还在邻省工作时,他就常听秘书长说起。秘书长对强伟评价很高,说这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有魄力,有冲劲,更重要的是,此人有良知。
是啊,“良知”这个词,看似简单,但真要永久地保持在身上,又是那么难。有些人官一做大,不但良知没了,就连起码的人性也没了,通身上下,只剩一样东西,那就是可怕的官性!
官性有时候其实很接近兽性,至少,在贪婪和暴虐这两方面,表现得很相近。
钟超骨子里最痛恨的,就是这官性。从为官第一天起,钟超就告诫自己:先做人吧,这辈子能把人做好,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天地了。这么多年过来,钟超的感觉是,做人容易,做官难,真难。这跟别人的想法可能相反,关键是别人没在高位上坐过,如果坐了,怕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做人还由得了自己,自己清,则清,自己正,则正。做官,却很难由得了自己,水清则鱼清,水浑,那鱼也就难得不脏了!有时候,清与浑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界限。比如眼下,他能说强伟清吗,又能说强伟浑吗?
他收回目光,沉沉地道:“你的事我听说了,你也别作解释,不管怎样,随便动用公款是不对的,这个浅显的道理你不可能不懂。法就是法,犯了,你就没什么好说的,还是主动承担责任吧。”
就这么一句,他就给强伟定了性。纪委的两位同志翻了一阵白眼,等待他说下去,钟超却没了下文。半天,见他们还愣在那儿不走,钟超又抬起头道:“怎么,你们也不平衡是不?”
两位同志只好带着强伟出来。随后,省纪委作出决定:给予强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暂时调离河阳,听候安排。
钟超这样做,并不是想证明他有多清正,多铁面无私,关键在于,强伟已不能继续在河阳干下去了,无论从他本人还是从河阳的整体工作考虑,他都不能让强伟继续留在河阳。
必须让他离开!这是钟超还未正式上任时就有的想法。
这些天他反复研究过强伟的贪污案,要说,这事定性为贪污,并不亏强伟。钱他的确拿了,而且当时也确实是从移民安置款中拿的。这点强伟有过解释,他在北京只打电话说急着用钱,并没说是从哪个账上拿。当时由他直接负责的,就是这笔移民安置款,会计理所当然就从这账上拿了四十万。过后,强伟问起过这事。会计说,钱是从事业费中借支的。强伟说,先从我工资中扣吧,等筹到钱,我再还上。四十万,一下两下的,他从哪筹?加上他工作如此繁忙,就算有地方筹,也没时间啊。结果那笔钱就在账上挂了很长时间。后来有一天,会计神神秘秘地说,账他做平了,借款的事,不用他再费心了。强伟一惊,抬头盯了会计半天,问:“怎么做平的?”会计诡秘地一笑:“强书记,做账是会计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总之,这钱我跟谁也没提,也没第三个人知道,你就把这事忘了吧。”
从会计的神态还有语气中,强伟感觉不对头。第二天,他叫来审计部门的同志,安排对移民安置款审计,结果发现,会计挪走了一百多万!强伟这才害怕了,真的怕了。还好,会计没把这笔钱挥霍掉,他还算胆小,只是拿它在河阳的市场区买了几家商铺。如果真让他把钱挥霍了,强伟这辈子,怕都没好日子过了。
强伟很快从昌平还有别的地方借来钱,还了那笔账。还账时他才发现,最初这钱竟是从移民款中借的,后来会计又从其他账上把钱挪了过来,然后用河阳宾馆的发票平了这账。
那会计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做河阳宾馆的经理。
会计的目的没达到,几间商铺又被强伟收回了,便一直耿耿于怀。尽管强伟将这件事压了,没作任何处理,但他还是觉得心里不平衡,于是暗中将强伟借款的事说了出去,而且添油加醋,说平账也是强伟的旨意,购那些商铺,更是强伟的主意……
对此,钟超有钟超的想法。强伟当然不是贪污,如果贪污,不会笨到直接从账上拿钱,况且也用不着在账上挂这么长时间。身为市委书记,随便张个口,甚至稍稍暗示一下,甭说四十万,就是四百万,也有人送来。况且他一上任,余书红便主动找他,将事情的原委道了出来。从内心讲,他是能理解强伟的,也不觉得这事做得多不光明。但这事有个前提,就是他没及时把问题处理掉,更没对会计作任何处理,两样事合到一起,就让人觉得别扭了。
因此,给个严重警告,还算是处理得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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