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命”时的毛泽东主义相比。它太愉快、太商业化、大麻木了，不能让任何人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那狂热的岁月。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大胆的专栏作家在1992年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看法。他说毛泽东题材的通俗音乐和艺术表明了一个国家“正在变得足够成熟来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谬的过去”洲。在流行音乐里唱出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做生意，是在多年的健忘后重新获得精神的一种方式。回忆那个已经永远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着莫大关系的人，“毛泽东热”就好像一场被施延了很久的葬礼仪式。但他的形象不会离开任何一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的意识。

    新毛泽东主义的一些方面让人们回想起把黄帝作为永不可及的至圣的悠久中国传统，也让人回想起另一种信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有朝一日这样的时代会重新来临。当1991年长江流域洪灾时，农民们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纪念物件祈求佑护，就像中国信佛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紧紧地抓住观音的画像或塑像以求平安发财一样。在中国大众信仰的折中主义传统里，毛泽东被披上了信仰的华丽服饰。像到西安以北黄帝陵的朝圣者们一样，大批的人们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在我们“毛泽东研究代表团”访问的那一年(1980)，只有21万人参观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村，而1992年有120万人去了韶山，在1986年到1998年之间总共1400万人踏上了韶山之旅。

    毛泽东身后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长制作风的结果。“毛泽东热”的高涨是因为几十年的专权统治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变成了权力崇拜者。我在排队等候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时认识了一位年轻军人，他对我说“我当然崇拜他，他是我们的领袖，”虽然毛泽东有着皇帝般的行径，但还是深孚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