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但它可能满足于自己的富裕和舒适。马克思的“规律”也许注定了它的衰败要比它的兴起快得多。

    毛泽东像尼克松一样梦想着人类的“新和平框架”吗?毛泽东很少谈任何现实的国际目标。他使用“世界革命”一类的话语是实，不过它缺乏世界总体规划的意义。它意味着外国要像中国那样闹革命，或者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仇敌看作是自己的仇敌。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对毛泽东极具吸引力，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政治家们谈论这一问题。他能迅速地把握一团事物的意义，变化的永恒性、无所不在的斗争、混成的庞大军事力量、空间本身的无限性。

    他满足于看到超级大国、“反动派”及其附庸们的计划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然而，除了中国的安全，毛泽东似乎对充满冲突和衰败的混乱过程不那么感兴趣。像一位坐在山上漠视市井喧嚣的先哲，他从国际关系的细节中看出离奇的分离。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基辛格，并且还要会见他多次。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毛泽东对与基辛格谈话比对与尼克松谈话更感兴趣。他在与尼克松的交谈中也常常要把基辛格扯进去，这在毛泽东与外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同寻常。

    曾经五次见过毛泽东的温斯顿?洛德说:“毛泽东欣赏尼克松的政策，但是他喜欢与基辛格在一起交谈。不过，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却不如基辛格对他的评价高。

    1970年，基辛格说过一句俏皮话。他说，在前民主党政府中，迪恩?拉斯克恶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而在尼克松的政府中，人们又善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一讥刺，因为他对蓬皮杜总统说过:“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

    毛泽东知道，主要是一些偶然因素使基辛格在1971年至1972年间热衷于中国问题。基辛格兴奋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发现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牌。这意味着苏联，而不是中国，是基辛格战略的中心。毛泽东到后来彻底明白了这一点。

    与尼克松而不是与基辛格在一起，毛泽东更知道自己在对外政策中的位置。毛泽东认为尼克松是保守的右翼政治家，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而且现在正带领美国适应70年代的现实变化。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过:“有人说你是右派。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他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这位担任总统之前的“新尼克松”，在文章中表明自己已从so年代的****态度中摆脱出来。

    毛泽东对尼克松比对杜勒斯要更宽容一些，因为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感到深深的忧虑。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谁比尼克松更合适呢?洲

    毛泽东对西方保守势力的热情使左翼人士震惊。尽管毛泽东不很了解西方的政治，看不出自由民主党或劳工党的立场是否能站住脚。毛泽东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资本家的行汐举止，这验证了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尼克松(还有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似乎比自由民主党(还有欧洲劳工党领袖，如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密特)在反苏方面更可靠。

    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一次微笑了—接着他赶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这“改变世界的一周”。紫禁城对这次访问打的分数是优。

    毛泽东对于世界的战略分析是把苏联作为世界的中心问题，它已作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而引起世人的注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的收获相当大。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今后的时日，尼克松将争取中美关系半正常化，最大限度地使中美两国接触，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毛泽东则在试探加速全面发展的外交关系。尼克松向他许诺，在他有望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这种发展会早日到来。

    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触了。

    关于尼克松的许诺，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作者，他读过尼克松北京会谈的副本。当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位官员也告诉过作者这件事。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郑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次引导性的旅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9个月内，又有20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的政府。

    华盛顿从5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这五项原则却出现在公报的公共部分。尼克松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台北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在任何程度讲，毛泽东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帮助”过尼克松，这个敏感的问题会被舆论谴责对河内背信弃义。

    然而，从毛泽东的利益出发，尼克松的突破姗姗来迟。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及早地做些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来巩固横跨太平洋的新纽带，印度支那的局势是这条纽带的强大巩固的一个大障碍，这使得毛泽东在有生的四年中拿出三年来处置它。

    毛泽东还有时间去诱导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制吗?如果这样，毛泽东就能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改变了。事实上是日本采取主动。在对“尼克松冲击波”的反应中，日本赶忙拥抱北京，并断绝了同台北的关系。这不单是由尼克松的说服造成的。

    同美国的缓和理应使毛泽东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日本抱更乐观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礼貌些，他要求这位国务卿花在东京方面的工夫要和在北京的一样多。基辛格则附和道:“我接受这一劝告。")

    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毛泽东赠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毛泽东在多年前谈过的中国一日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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