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20年代的****军阀等同起来。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诚惶诚恐，且为毛泽东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人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极限。

    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

    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晚中盛开的花”。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

    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儿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是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111391毫无疑问，毛泽东意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亦非真刀真枪。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

    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刚周恩来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数小时后，在钓鱼台14号的会议土，总理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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