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与毛泽东会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11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
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
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与他的意见不一致。f207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同意将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瑞卿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主张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瑞卿。罗瑞卿从六层楼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害的高级领导人。
打倒罗瑞卿之后,毛泽东更要树立林彪。因为林彪与罗瑞卿1965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罗瑞卿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他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阵营,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林彪与罗瑞卿的观点相去甚远。林彪自己的路线完全忠实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世界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将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与苏联),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海、北京一样。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是穷兵默武,其实并不是。与刘少奇和罗瑞卿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是稳健的:*柯西金的不做声可能会使毛泽东想起1941年9月的一件事,当时,苏联官员追问毛泽东,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毛泽东则顾左右而言他。“罗瑞卿的自杀没有成功。不久,红卫兵开始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刑拷打。罗瑞卿花着裹着厚厚的绷带的伤残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体育馆,去接受2万名红卫兵的“审判”.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境.
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后来向斯密特总理作出的对美国在越南表现的评论十分惊人。他时这位德国领导人说:“如果美国在丢摔5万士兵后就放弃越南的话,那么它就谈不上强大。”
毛泽东、林彪路线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苏联阵营中中国只能屈居第二。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中国就成了第一类,同时又甩掉了联盟关系的包袱。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民难免接受欧洲中心论,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可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道路.
未来的颜色是黄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借鉴之点。
与此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投向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南部城市,而毛泽东对越战却显得出奇的镇静。这使美国人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国魔鬼式轰炸机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
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战略观点。在6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苏联的威胁在上升,而美国的威胁在下降。‘美国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败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说明。
1965年秋去上海时,毛泽东写了一首锋芒毕露的词—《鸟儿问答》。1210〕一只鳗鹏和一只鸽雀发现它们正置身于战火之中。
鹤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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