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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24］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25］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高自大，夸夸其谈，他们两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国民革命”，但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真不知会新在何处。
如果说毛泽东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有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西装革履，毛泽东则身穿粗布中式长衫。
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参与筹备国共合作事宜。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26］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
1924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国焘则劝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的湖南同事。［27］
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那样左，但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容易发火。
在1923—1924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
*MaoJiI，p.98。毛泽东对农民作演讲时，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效果，他总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48页。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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