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25］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1920年夏，战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长沙。

    奉谭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人恰巧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主编《湘江评论》时，他曾在修业学校教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国做工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鄄01？鄄13)毛泽东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泽东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他与杨开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一个财主建在花园中的住宅，宁静而雅致。租金每月12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超过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收入的50%。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目标，也给他的亲属多少带来一些痛苦。

    毛泽东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他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26］在回韶山的几周内，他给家乡传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一个教育促进会。他在湖南《通俗报》上撰文并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报纸，毛泽东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编后，该报便转向左派。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27］，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泽东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他甚至请擅长书法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典礼上，这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28］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主旨中增进了亲苏俄的内容。他和《通俗报》主编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发起了赴俄勤工俭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泽东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刘少奇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泽东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泽东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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