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听以便宜从事。”（《通鉴》），不等于齐王那时才去太原。
打到洛阳城脚的是太子建成，招谕东都的也是太子建成。
太子建成在唐高祖从河东渡河到长春时，就去永丰仓。刘文静、王长谐均为所隶。后来消灭了屈突通主力，唐高祖认为屈突通已不足虑，就让太子建成选精兵，西向长安，参加了攻长安。留下了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等对付走麦城的屈突通。后刘文静等打败了屈突通，桑显河降唐，屈突通兵败被俘，刘文静等就朝东打去。此时京城已下。唐高祖让李孝恭、李瑗、段纶等南下巴蜀，让李世民西向对付薛举，而太子建成率军东向打到洛阳城脚。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从洛阳退兵时，派刘弘基于三王陵设伏，败段达的也是太子。刘弘基原是左三统军之一，一直追随太子。只是逼近河东县时，奉高祖之令，与殷开山、王长谐先过黄河，后来在渭北收揽了六万军队，成了弘基六士中的佼佼者。可《唐书·刘弘基传》居然称：“从太宗（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璎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通鉴》也称“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馀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全是谎言，把太子的功绩记在李世民功劳簿上。
把刘弘基说成是李世民的人。把经略东都说成听命于李世民，所谓从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也根本不是事实。刘弘基在下长安前，转战渭北，虽略地至扶风，接着便屯长安古城，耀军金光门，败卫文昇。与李世民毫无关系。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和《唐高祖起义晋阳》中都已说过。
置新安、宜阳二郡的也是太子。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的，仍是太子。
《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任環与太子早就受高祖令，于河东结雄豪。史万宝与李神通一起起兵，正合乎李神通东向。吕绍宗在高祖过黄河时围攻河东（蒲坂），此时亦已东向。盛彦师据《旧唐》本传：“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
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所以《新、旧唐》均称：“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
太子军到洛阳城下：“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最典型的便是：“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回师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有的收编了、有的遣散了、罪大恶极的镇压了。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攻下后所得甚多，即使不能守，再退出去也来得及。
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以至又拖了三年多。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还未计入内。
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刘弘基、刘文静、殷开山都去了西线。
答案只有一个：西线吃紧，李世民快顶不住了，不得不向高祖讨救兵。高祖只好放弃东都，撤回太子，调太子军队去救李世民，对付薛举。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此话算是有些真理，但就是因为他打败仗才“未固”。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关中受薛举威胁，不能归罪于李世民。”——此话毫无道理。首先李世民不是说薛举打得想投降了吗？那就是疥藓之疾了。李世民自己的话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另一方面，关中不是光受薛举威胁，还有更大的威胁，被人打败了，从而解除了威胁。这可见拙作《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这被后世封建史家完全抹去了。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喜欢，因为这使他相应见拙。
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势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致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创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易相信他的各式谎言。但如说三月退兵就不一样了。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如果三月不退兵多好，正好利用隋炀帝死后，人心浮动，打下洛阳。不了解真情的人也会感到惋惜，就会质疑当时撤兵是否是个错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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