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文化训练进行了七周，上面才来了派遣连排干和相应人员到连队的消息。这段时间里张文一直为排干和司号员卫生员的问题发愁。难道要自己和老王带领这一百多号人么？那样，部队的定位就只能是地方武装而非正规部队。
新来的一共五个人：三位排干褚建新，郭轩，刘涛；司号员李宏和卫生员郭富都在cāo场上忙着。刘涛正在校准着连里的枪支，其他人在搬运刚运来的三车粮食。
鄂豫皖的红军队伍里没有文化人才有的那一套礼貌客套问候或见面问好之类习惯。新来的也像是老熟人，无用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没有说的习惯，一般都是有啥说啥。另一个习惯是不分大小或者说没大没小，上下级之间像平级，没有职务隔阂也不畏权威。这种来源于草根阶层纯朴的习惯反而是后来的毛时代良好道德风尚和革命年代军队里人际沟通成本极低建立真正凝聚力的基础。
“营参谋知道我们这里缺粮？”张文问
“人家曾参谋对你可是了解的很，看你这么长时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知道你们在玩命整训，村里存的粮食按这个标准哪儿够？不过我们这几个人也带不来多少粮食，三大车也就够这一百多号人七天左右的余粮，没多久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刘涛笑着说。
“连长，战士们怎么样？”褚建新忙完后就赶过来问了一句。
“都在屋子里午休呢，时间紧迫，这些天来的训练强度我只能按苦出身也只可以勉强承受的标准来了”
“我是问有多少党团员，训练表现怎么样？文化和xìng格呢？哪些人比较突出？班组织我想尽管构建起来。战事恐怕没多长时间就要开始，我们得尽快熟悉下吧。”
张文笑道：“这个你们就要问指导员老王同志了。我这些rì子是专门负责训练，思想文化课程都是老王再搞，战士们恐怕和他最熟。每个人的评价和记录他都在帐本上写着呢。我只能告诉你训练状况：赵阳、李辉、余勇志、刘子云、孙克、赵征、郭勇亮、包南，高长河这九个人单从训练上讲足够班长职务，也都参加过赤卫队或农民自卫军。缺点是他们都不是党团员，我们这个连除了我和老王没有一个是党员，加上你们几个也就六七个党员，离三分之一标准差的远。不过我的看法：人心在平时看不出来，预备党员mínzhǔ评议那一套没用。火线入党最有效，战场上才能见人心。”
“这名字听起来都挺有文化啊？出身没问题吧？”
“你们不也一样？谁不是参加革命后起新名？名字都是老王指导员起的，原来那些土的掉渣。我和曾参谋什么关系？他会给我少爷兵？”
这时张文忽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笑道：“唉？我说你这个小同志，你是营参谋？这么你倒像个上级似的这么多话？听着：这几天交给你们五个人的任务：按王指导员的要求把自我介绍给我如实的写明白，不许编瞎话。天天和战士们在一起，三天之内把这一百多个战士的面孔给我认清，必须能见人叫的上名。下午我还要靠靠你们这几位红军大学出来的‘高才生’有几斤几两，明白没？”
“是，张连长！”
觉得自己现在方言已经没问题，晚上张文第一次有时间在煤油灯下翻阅着老王这些rì子整理出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资料。老王的字儿，至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自己父母水平那种半连笔字，自前世小学以来语文和写字就不怎么样的他看起来都有些困难，但还可以勉强的看下来：全连包括新来的和自己这一百二十七位官兵中。大概只有自己和老王算是有高中文化水平至少也能熟练掌握初中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新来的那几位骨干也算是有合格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其余的除了十几个能认二三百个字凑在一起看报没问题外。其余全需要文化恶补，不过这些rì子虽然说要数语双修，也算勉强用近二百个小时的时间扫盲完毕了。老王的方法是：每个班分三组，每组每人认二百个不同的字，第一个人学小学第一学期的字，第二个学小学第二学期的字，第三个学小学第三学期的字。这样儿一个小组凑在一起写信看报就没问题，最多查查字典问问老王。数学方面的分工是一个专攻简单加减乘除算法，一个专攻简单几合，一个熟练背口诀。看着最近战士们交上来的和自己写字水平一样的缭草铅笔字材料不由的一阵亲近和怀旧的感觉。大概也只有在这种革命xìng的组织里才不会以貌或以字取人。在最近才交上来的战士们的身事自述中：平均年龄要比当初报名上来的更小，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绝大多数也都没成年，平均年龄十六岁。近六成为贫农出身、近四成为雇农、极个别为长工，中农一个没有。要不是这几年来大革命的高cháo中享受到了斗争的果实。发育阶段有了基本保障并得到了充足的锻炼，体质绝不会有现在的水平。这一百多人中丧失双亲的流浪者占三分之一，其余也大多是单亲家庭－－－－由于战争和劳累过度多半是丧父，有相当部分是母亲被强占改嫁或死亡。回忆起前生看多了俊男美女的民国范电视剧又看多了城镇小资小知识分子群体为主要写手的民国时期架空历史YY小说，自己也不是没有对革命的过程质疑过或怀疑过：是否手段曾经过激了点儿？是否全国多数地方没有想象中的矛盾？是否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残酷的现实：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逃难流民破产人口占人口的百分之九，欠债农民占近半－－－－－－基本上多数贫农和绝大多数雇农没有不欠债的，而两宋王安石年代中那种驴打滚已是相当有良心的。在基本无战乱的保定清皖富农地主阶层的口粮消耗是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公斤－－－他们都是那些居住在农村生活不算奢侈的人，贫雇农往往只有一百二十公斤。更多的粮食被毫无意义的囤积起来虫吃鼠咬浪费掉。更加悲哀的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明朝中后期以来经历了数百年的苦难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虽然苦大仇却不深，他们绝大多数人对富贵之人都是羡慕和向往而更多的是敬畏。受长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旧道德约束，到了要造反的地步却连劫富济贫的朴素平均主义思想也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旧xīzàng或现代印度式的和谐难道就是民国范与当代zìyóu派们心安理得的历史渊源么？这个时代底层的苦难到了这种神奇的地步：大多数人民身在地狱而不自知，反到是连中上层那些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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