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突然提出要到重庆去，说是有一个玉米改良的研讨会。
倘若一般人会信她的，专家嘛，四处奔会司空见惯。可是，对于谙熟学术套路的我来讲，这事儿蹊跷，很值得琢磨。为什么？这么一个大热天，选会址应当是清凉的海边，往重庆这个火炉里跳，那是傻逼！
她的这个消息尽管引起了我的猜测和怀疑，可我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她的厨房里准备晚餐。尽管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战争却让我养成了遇事不慌，波澜不惊的习惯。
自从我们形成了超越零接触的负接触关系之后，我经常来帮她准备晚餐，几道小菜，一瓶干红，然后看电视、然后聊天，再然后就是上床了，彼此很默契，很惬意。她这人很爽朗，也很热情，几次负接触之后，就将一串钥匙扔给了我，这样，我就能自由进出她家了。
我将晚餐备好后，她打开了一瓶“维贝尼”，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是著名的“花都”，那里的亲密会馆专供“维贝尼”，据说这种干红是用蜂王浆配制的，激发性欲不亚于药物。她家里备有几箱“维贝尼”，说是课题组购买的。一个研究玉米的课题组，竟然购买干红，实在是不可思议。从她嘴里得知，她们的课题组长姓梁，她口口声声叫他梁主任。饮下几杯“维贝尼”，我飞着眉眼对易江红说：“今晚先别收拾行李。”
“嘛子？”她是西北人，却不时冒出一句重庆话。“晚上时间大长长哦，何必那么紧张。”
我笑着告诉她：“你呀，总是想着床上的事儿。没看见吗？你的旅行箱坏了，明早我给你换个好的，‘金路达’，软牛皮的。”
晚上，上床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我就打车走了。
我家里有一只几乎没用过的‘金路达’皮箱，背后暗藏一个夹层，带着密码锁，一般人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好打开。我将一支美国产的小型录音笔搁置在了里边，这种录音笔低效录制时间可达48个小时，也就是两天两夜。说起这支录音笔，还有一段离奇的经历：
我伤愈出院后，按规定应当退出现役，伤残军人嘛，可是，由于一篇军事文章引起了反响，部队首长不想放我走，将我送到军区侦察大队进行了一个月的间谍技术培训，然后派到了普洱的一个小山沟。那儿驻扎着某国抵抗武装的一个支队，我的任务就是跟随他们现场记事，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记录下来的文字专供军事记者参考，后来，几次偷袭训练，我的伤腿总是不争气，便遭到了淘汰。为了纪念这段神秘生活，首长送给了我这支美国产的录音笔。在这支炭灰色的录音笔上，刻着“民国七十八年”字样，估计是从边境对面的国民党特工身上缴获的。
也就在易江红焦急等待的时候，我拎着“金路达”赶来了，她望着金黄色的旅行箱，惊喜的差点叫了起来。
她拖着旅行箱走了，依依不舍，我悬着的心略微放松了一点儿。从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星半点的重庆话我就猜测，她一定是受过谁的感染。她经常赞美梁主任，据说两个人已经合作了二十多年，感染她的那个人是谁呢？如果梁主任是重庆人，她又突然去重庆，那么他们的关系就非同寻常了。
瞧我，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小心眼的间谍！话又说回来，谁让我拿她太当回事呢！
这几个闯北京老兵的真实原因：“我”，战伤，功臣，带薪做专业作家；陈子阳（化名），高干子弟，转业到某总局，副司局级；钟玉奎，俘虏兵，带着强奸犯的罪名，在建国门收废品；任光腚（真名任光定），在通州做废品王。苗玉箫（化名），某影视公司文学部主任，带着忧伤，状告不作为的某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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